李國普頓時惱了：“吏胥都是奸滑之徒，此輩心術已壞，焉能進入仕途。陛下此舉不妥，首輔為何不當面嚴詞拒絕，此必為陛下身邊小人所進，吾等當共同上疏勸阻陛下這亂政之策。”

黃立極看著一邊的施鳯來、張瑞圖也微微頷首，顯然是不滿吏胥參加科舉，敗壞了士人的名譽。如果沒有內閣首相的誘惑，黃立極自然也是要反對的。

但是現在嗎，他已經不自覺的站到了崇禎的立場上，他為崇禎的政策分辨道：“陛下有，既然吏胥都是奸滑之徒，心術不正之輩，何以我大明還要用他們來治理民眾？吏胥是惡人，那么和吏胥朝夕相對的官員又都是些什么人？

身為主官的官員卻指責下屬的吏胥，要么這就是個容易被人蒙蔽的庸官。要么就是以吏胥之名，行搜刮之實的貪官。國家以科舉選拔人才，為的是教化天下民眾，而這些人連身邊的吏胥都教化不了，談何教化萬民？”

雖然黃立極只是轉述崇禎的話語，但是也讓三名大學士鬧了個面紅耳赤。崇禎所說的道理，三位內閣大學士豈能不知道，只是他們一直裝作不知道罷了。

關于吏胥的問題，從唐宋到元明有無數有識之士都談論過這個問題，司馬光在《論財利疏》中就說過：

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啖民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厘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大半盡于吏家矣。

司馬光替吏胥說了句公道話。吏胥一無收入，二無前途，偏偏他們又有管人、管物的權力，想不**都難。

而蘇轍也說過，吏胥沒有收入，又有“鞭樸戮辱之患”，對他們使喚很多，要求很嚴，沒有絲毫報酬，大家還爭著搶著干，甚至花錢補役，其目的何在？不是清清楚楚嗎？

蘇三起解中崇公道曾經這么對責備衙役分贓的蘇三說過：“這大堂不種高粱，二堂不種黑豆，不吃你們這些告狀的，我們這些衙役喝西北風嗎？”這崇公道還是一個有良心的好人，但是一樣要吃贓。

王安石改革時，才給在**各部提供服務的吏胥正式規定了薪水。到了明代，地方上一些吏胥雖然也有了低廉的薪水，但是更多的卻是沒有任何收入的白手。

一個正職的差役身邊往往有7、8個不拿薪水的白手，一幫奸猾之徒聚在一起，又無前途可，又沒有人能監督，除了日夜謀劃如何使得“政煩刑苛”，如何在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錢財之外，還能做什么。

但是即便是如此，士人們依然不愿意去徹底解決吏胥的問題。第一是因為，代替官員催征賦稅、攤糧派款、保管運輸官物等都是“好人干不了，干的沒好人”的差事；第二，沒有這些吏胥的惡，怎么顯得出科舉出身官員們的好。

正因為存在了這種不可說的陰暗心理，所以士人們越是鄙夷吏胥之流，就越是不愿意面對解決吏胥的問題。而不允許吏胥參加科舉，更是把這種偏見發展到了極致。

不同的衙門，各種條例都是積年而成，動輒上百上千卷，只有吏胥最為熟悉本衙門的規章制度，乃至本衙門的業務，他們父子相傳，牢牢的把持著這些衙門的實務。如果再讓他們參加科舉，進入了仕途，那么豈不是讓那些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士人成為了擺設。

這種事情自然是斷斷不能讓士人容忍的，而且即使像蘇軾那樣飽學的士大夫都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連蘇軾這樣的大文士都不僅不讀法律法令，而且大有不屑一讀的意思，其他士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說到底，這些只讀圣賢書的士人，害怕與這些嫻熟于庶務的吏胥展開競爭罷了。他們需要吏胥替他們做這些庶務，但是又不愿意給這些吏胥出頭的機會。

幾位大學士對這些事雖不說了如指掌，但也可以說心知肚明。但是這種基于現實利益的考量，卻是和儒家經典的教誨相違背的。

這也是幾位大學士現在面紅耳赤卻無法張口的原因，不過張瑞圖很快就反應了過來，他壓低了聲音對著黃立極說道：“陛下不知道吏胥之害，難道首輔你也不知道嗎？讓吏胥進入仕途，今后我輩豈不成了和吏胥同流合污之人，如果今后有吏胥考上了進士，乃至榜眼、狀元，我輩士人的顏面何在？就算陛下說的不錯，首輔你也應當力拒之。”

黃立極翻了翻白眼，張瑞圖的話雖然不合圣人教誨，但是相當的現實。不過黃立極也很清楚，讓吏胥參加科舉，雖然有損大明士人的顏面，但是對于接下來他所要推進的行政改革卻是大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