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看著徐光啟誠懇勸諫的樣子，思考了一下才說道：“兩位先生以為，朝廷應當怎么做，新政才能贏得天下百姓的支持呢？”

雖然對于皇帝的問題有些疑惑不解，徐光啟還是誠懇的回道：“陛下是大明天子，只要陛下頒發的新政有利于國計民生，天下百姓自然就應當支持朝廷的新政，這不是理所當然之事么？”

朱由檢默不作聲，又把目光轉向了王徵，在皇帝目光的注視下，他不得不開口說道：“想要獲得天下百姓對新政的支持，臣以為，應當許百姓以利益，百姓重利輕義。

若是他們能夠因為新政獲得利益，新政獲得百姓的支持，自然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雖然士大夫們口頭上都之鑿鑿的說，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義。但是拜大明發達的商品經濟所賜，近世的士大夫們在實際行動上，追求實際利益的舉動可以說是比比皆是了。

像蒲州張、王兩家，根本就是披上了一層士大夫外衣的商人了。江南地區的士紳同豪商之間，早就通過姻親關系勾連起了密不可分的關系。

就算是王徵這樣還算遵守著傳統價值觀的士大夫，對于使用利益去引誘百姓，以獲得百姓對于新政支持的方式，也并不抵觸。

不過朱由檢顯然并不認同兩人的說法，他搖了搖頭說道：“用利益去引誘百姓支持新政，固然可以獲得一時的成效，但是以朝廷現在的狀況，可給不起足以讓天下百姓長久支持下去的利益。

朕以為，想要讓天下百姓支持新政的最好辦法，莫過于他們不支持新政就會受到利益上的損失。

朕之所以要在短期之內把局面鋪開，就是要讓新政能夠盡可能的影響到大多數百姓的生活，讓他們成為當事人而不是旁觀者。

在這種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局勢下，那些反對新政的士大夫便不能不考慮，廢除新政引起的各地百姓的反彈。

比如現在開設的三大銀行，那些商人們剛開始不過是想要做一次小小的投機，看看能不能從朕這里、新政中撈取些好處。

但是到了現在，他們最大的愿望卻變成了，保住他們在銀行中的投資不受損失。

為了挽救已經投入的1塊錢，他們不得不新投入了2塊錢；為了挽救已經投入的3塊錢，現在他們又不得不再次投入6塊錢。

其他行業的商人朕不是很清楚，但是在銀行中有股份的商人，必然是最為支持新政的。

同理也是，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設，沒有朝廷的投入就并無法完成。在工程沒有完工之前，地方上的百姓、士紳就不得不支持朝廷，以避免工程中斷。

而購買了朝廷為籌集建設資金所發行公債的百姓們，他們就更不愿意新政廢除了，沒有了新政對財政上的變革，公債的償還就沒有保證。

所以，兩位先生的擔憂，在朕看來并不是問題。現在的攤子鋪的越大，新政推出的政策越多，反對新政的力量就越是畏縮。

試問今日之大明，除了朕以外，誰還能維持住現下的局面？難道那些東林黨人上臺之后，能夠用仁義兩字一筆勾銷，朝廷對銀行和百姓數千萬元的欠債？

如果他們真能做得到，朕恐怕早就不在這個位置上了。為了讓朝廷能夠按時還款，不讓他們手中的公債股份一文不值，他們也不得不支持朕，也不得不繼續向朝廷借款。

所以兩位先生不必擔心攤子鋪的太多，朝廷負債太多，從而讓新政遇到挫折。相反，朝廷負債越多，天下百姓對于國事的關心就會越高，新政推行的阻礙才會越小。”

對于崇禎這套負債治國的歪理，徐光啟和王徵不由面面相窺。他們不知道該怎么評論皇帝的這番話語，這些論顯然不太符合，先賢所推崇的仁義治國之政。

徐光啟隨即想起，他最近剛剛看過的一本譯書，西方權謀之士所著的《君主論》，里面的論倒是同皇帝現在所頗為相近。

他腦子里只是稍稍轉過了這個念頭，便默默的在心中埋葬了這個想法。

這本《君主論》中所闡述的道理雖然不無可觀之處，但是卻大違儒家先圣所提倡的治國方針，近乎于法家、楊朱之學。

現在大明士林已經對西學在京城的傳播大有意見了，一旦傳出皇帝被西方學者所著的《君主論》所影響。恐怕西學蠱惑君王，禍亂朝政的名頭就更跑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