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崇禎的話語之后，汪逢元、常萬春、胡廣元三人雖然強制按捺著心里的激動，但是他們眼眸中卻已經顯露出了不能語的喜悅。

他們的激動不是因為崇禎許諾要給他們戰爭紅利，而是皇帝愿意把他們當做合作伙伴來對待，給予了他們最為渴望的平等地位。

這三位在創建執掌手中的銀行之前，已經是富甲一方的豪商了，雖然他們此前能夠動用的金錢不能和現在相比，但也算得上是大明富豪中最頂端的一群人之一了。

但即便他們再怎么富甲一方，用金錢交接了再多的士紳名流，他們在一介小吏面前依然是被喝來呼去的商賈而已。只要他們的家族之中沒有出現讀書人，他們就無法躍升自己的階層。

而在真正的權力面前，他們只能選擇卑躬屈膝的姿態，因為他們知道，在這種權力面前，金錢不但保護不了他們，反而會成為禍害自家的緣由。

吳養春私占黃山木植案，也時刻警醒著這些豪商，有錢的商賈就算是捐納了官職，一旦被權貴盯上也是家破人亡的下場。

追求財富固然是這些商人們的天性，但是如何保住自己掙來的家產，同樣也是這些商人們時時刻刻縈繞于心中的一個心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如果說大明還有什么最高的權力，那么無疑就是至高無上的皇權了。即便是氣焰沖天的九千歲魏上公，在新皇登基之后，他的權勢也就煙消云散了。

這也是為什么，當崇禎登基之后向商人們稍稍表示了一下，以汪逢元為首的商人就立刻不管不顧的撲了上來，希望能夠抓住崇禎丟下的這根繩子攀登上天。

汪逢元的徽州商人的冒險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他們的財產不僅獲得了皇帝的保護，還開創了一個近乎于壟斷行業的**銀行，而汪逢元本人更是獲得了一個爵位，令他脫離了商賈的身份。

可以說，汪逢元的遭遇激勵了其他原先在觀望的大明商人們。因為他們發覺，想要改變自身地位，不再是只有資助讀書人或是在族內培養讀書種子這么一條獨木橋，只要他們能夠同皇權搭上關系，和皇帝的號召保持相同的步驟，一樣可以進入皇帝的視線之中。

相比起培養下一代人讀書進入官場，通過2、3代人的努力，轉換自己的商賈門庭。現在在他們這些商人面前，突然就出現了一條寬敞而快捷的終南大道。

這也是為什么，繼汪逢元之后，以常萬春和胡廣元為代表的商人們，也開始向代表皇權的內務府靠攏，積極的響應朝廷的要求，建立山西和交通兩間銀行了。

這也是為什么，當崇禎提出黃金法案，對揚州鹽商下手的時候，三大銀行及他們背后的股東們，都堅定的站在了皇帝這一邊，而不是如以往一樣為商人們搖旗吶喊。

這也是為什么當朝廷偵辦張家口通敵案時，山西商人寧可拋出那些替罪羊，接受皇帝的處罰，也不愿意同朝廷決裂。

因為到了崇禎二年末，大明的商人們大部分都認為，皇帝所主導的這場改革，正在讓他們的地位穩步上升，而他們的財產也獲得了一定的保證。

雖然這場改革使得他們中的一小部分官商失去了對鹽、鐵、軍需等生意的壟斷，但是卻為大多數商人放開了貿易限制。而此前大商人利用會館、行會制度控制中小商賈的封建依附關系，也正在逐步去除。

這種商業和社會地位上的變化，使得原本以地域和行業連接在一起的商人松散聯合體出現了分裂，想要打破舊有商業規則的商人們，自然就成了改革的支持者。

而汪逢元、常萬春、胡廣元等直接同皇帝接觸的商人們，則把目標定得更高了些，那就是追求自己，不，應該說是追求他們所領導下的銀行的政治地位。

他們希望銀行可以成為戶部下屬的一個半官方機構，而不再是一個尋常的商號。如果說他們創建銀行時，不過是為了響應皇帝的號召以贏得皇帝的信任，從而獲得皇權的保護。

那么兩年過去之后，這些沉浸于商海多年的商人們已經意識到，他們所創建的這個銀行并不是一個單純向皇帝報效錢財的玩意，而是一個不斷吞噬金錢，也能不斷創造更多金錢的搖錢樹。

如果能夠讓銀行在他們手中傳承下去，是足以讓他們的后代吃上數代乃至數十代的百世基業。正因為看到了銀行業的光明前景，因此包括汪逢元在內的銀行股東們，都希望銀行能夠發展成一個能夠保護自己不被權力掠奪的強大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