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就是書院，豈能和大學相提并論。教育權力必須掌握在朝廷手中，而不是任由什么地方名士把持。況且，地方士紳互相吹捧出來的名士，他們究竟是站在朝廷這里，還是站在士紳那邊，也未可知。

朝廷可以規定書院的教材，但卻規定不了人的思想。朝廷就算需要人才，也是自己培養出來的更可靠。否則一群被書院帶歪了道路的讀書人，對于國家又有什么益處？

對于書院，朝廷還是應當繼續嚴格控制。不過對于那些知名學者，內閣可以同禮部商議一下，給他們一個國家認可的學者頭銜，然后定期發放一些補助，當然人選和數量都要有所控制，他們可以不為朝廷出聲，但也不能站在士紳那邊攻擊朝廷，朕看這就已經很不錯了。

至于書院今后能不能獲得同大學一樣的待遇，且等個一、二十年再說吧…”

崇禎的語氣雖然平淡，但是談及對書院的決定意見時卻非常的堅定，錢謙益很快便領悟到了皇帝的意思。雖然皇帝否決了他的一個主張，但他并不打算為書院據理力爭。在某種程度上而，現在的他只有保持和皇帝一致，才能杜絕那些政敵在他和皇帝之間制造矛盾，從而架空他這個威信未立的內閣首輔。

送走了錢謙益之后，朱由檢卻沒表面上看起來這么輕松。做了數年皇帝，哪怕他此前再是一個鍵盤政治家，此刻也深知控制一個國家究竟需要什么權力。軍權、人事權、財權和教育權，正是最基本的四項權力。

槍桿子里出政權，但是想要駕馭住龐大的官僚機構，就必須要有人事權和財權。而要保持住政權的本色，就必須要教育出支持政權的人才。

在科舉制度尚未出現之前，門閥世家壟斷了文化的傳承，是以政權就是在皇帝和門閥世家之間不斷換手。科舉制度出現之后，皇權借助寒門士子的力量，擊潰了門閥世家把持政權的傳統，這也是相權日漸衰落的現實。

從宋至明，歷代君王都試圖弄出一套尊崇皇權的價值觀來，從思想上控制那些讀書人，這也就是理學興起的根源。只不過到了大明中后期，文官縉紳勢力的崛起，再度架空了皇權，左右了政權的力量。

到了這個時候，封建倫理秩序實際上已經達到了極點，不管皇帝再怎么折騰，都是無法跳出封建官僚集團為皇權編制出來的這座權力牢籠的。而官僚集團用于控制政權的方式，就是把持著教育的權力。

雖說天下書院教授的都是四書集注的內容，但往學生腦子灌輸思想的，卻是那些縉紳官僚。哪怕偶爾有一二個出自底層的人才，也大多為脫離自己的階級而喜不自勝，只想著如何同老師同僚站在一個立場，哪里還顧得上其余。

封建式的書院是教育不出建設資本主義所需要的人才的，朱由檢自然不會給這些封建縉紳機會翻身的。作為一個后來者，他很清楚一件事，國家政權的更替從來不是和風細雨，是一個階級取代另一個階級統治地位的暴烈行動。

之所以現在這些縉紳未能表現出激烈的反抗舉動，說到底還在于大明實在是太衰弱了，這種衰弱不是皇權單方面的衰弱，而是整個國家自上而下的衰弱。

除了江南地方還能維持著一點繁華盛世的余燼，整個帝國北方在外患和內憂的夾擊下，士紳已經很難控制住地方上的秩序了。這也是為什么當崇禎登基后推行各項改革，哪怕是觸及到了士紳們的利益，北方士紳也還是忍了下來。

因為在改革政策實施之后，北方社會秩序的恢復也是有目共睹的。對于大多數士紳來說，他們還是能夠忍受住這點利益損失的，只要等到國家安定下來，他們自然是能夠重新拿回這些利益的。

正是要趁著這些士紳們還在忍耐的時候，朱由檢才要抓緊時間建立起學校體系，只要將這一代的北方縉紳子弟納入到學校體系之內，那么崇禎賴以變革大明的人才基礎也就算是初見成效了。

錢謙益離去之后，朱由檢思考了許久，方才對著一邊伺候的呂琦說道：“安排個時間，讓郭尚書來見見朕…”

錢謙益接任首輔之后頒發的第一條內閣敕令，立刻引起了朝野上下一片贊譽。不管在什么時候，給民間撒銀子都是最受人歡迎的。而且，雖然錢謙益沒能說服皇帝豁免積欠的鹽課，但是能夠為各省爭取到自收自用，已經算是給各省找到了清理積欠鹽課的路子了。

一時之間，剛剛上位的新首輔倒是博取了不少口碑，算是坐穩了自己的位置。而在這個時候，朱由檢也正和郭允厚緊張的商議著，建立一個國家計劃委員會，制定全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

西苑精舍內，朱由檢端著一杯清茶站在落地窗前，看著外面連綿不斷的雨線說道：“…建立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目的，就是要把全國的資源和人力進行有效的分配，從而促進我國工農業的快速發展，最終滿足整個國家的需求。

農業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工業是財富的源泉。一個國家的農業出現了問題，就會造成社會的動蕩；若是工業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就會使得民眾用度匱乏。所以治國之道，首要就在于工農業的有序生產，任何阻擾工農業生產的不適宜制度都應當加以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