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八，蘇州城內的市民幾乎都出現在了街道上，尤以城北報恩寺前的廣場聚集的人數最多。這些市民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今日城中過什么節日，而是今日要在報恩寺前公審匪盜、潑皮及與之勾結的士紳小吏。

當押送著上千**的囚車周游蘇州街巷時，站在路旁的市民們一個個都閉上了嘴，睜大眼睛仔細辨認囚車內的人物。此次官府安排游街的次序也極有意思，排在隊伍最前面囚車里關押的，不是罪大惡極的江湖匪盜，也不是有點身份的蘇州士紳小吏，而是常年在街面上欺壓商戶百姓的市井潑皮。

因此當有人認出了最前方囚車內是平日里的仇人之后，膽小的就跟著眾人咒罵幾句，膽子大的就撿起了路旁的土塊、石子或是被人丟棄的垃圾朝囚車上丟了過去，趁機出口惡氣。

這些市井潑皮不是托庇于士紳門下，便是和官府小吏勾結，他們把持著不少牙行和菜市，對外地商人和城外菜販、木柴商人欺行霸市，對市井小民強買強賣，甚至于一邊放高利貸，一邊設局誘人賭博，侵吞家資較為殷實的平民百姓的家產，或是拐帶姿容俏麗的女童出賣到外地。

這些市井潑皮因為都是本地人，對于蘇州城內的家長里短知道的一清二楚，在士紳和小吏的庇護下，他們的罪行往往很難抓到實證，即便有幾個知道他們罪行的平民百姓也不敢出來舉證，害怕自家被這些潑皮的同伙所報復。因此平日里只能選擇避而遠之的策略，哪怕被人找上門來欺負了，也只好忍氣吞聲的過活。

但是這一次朝廷緝拿太湖匪盜，這些充當了匪盜耳目及士紳打手的市井潑皮自然也被一網打盡了。往日里在街頭橫行的潑皮們，在軍隊的面前猶如土雞瓦狗一般，一伙伙的被軍士從城內各個巢穴據點內搜捕了出來。

也正是失去了這些耳目和打手，蘇州士紳們才無法去煽動組織市民起來**，再玩一次蘇州市民驅逐錦衣衛的事件。如今這些市井潑皮們，又再次成為了魏忠賢手中聚斂蘇州百姓仇恨的武器。當市民們開始咒罵襲擊囚車內的潑皮時，他們也就不會去思考車隊后方的匪盜和士紳小吏是不是和這些潑皮一伙的問題了。

當囚車隊伍停在了報恩寺前的廣場上時，囚車上的犯人們已經沒有不被蘇州市民攻擊過的了，圍觀的百姓也切切實實的從看熱鬧的心態變成了觀看惡人遭受報應的同仇敵愾心理。站在報恩寺寶塔上觀看公審的魏忠賢，看到這一幕終于放下了心來。

而那些在附近高樓圍觀的蘇州士紳們，或是松了口氣，慶幸自己最終沒被牽連進去；或是大感失落，覺得這些市民們毫無同鄉之誼，今后難以作為依靠。不過也有更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士紳的身份已經不再是他們的護身符了，和朝廷對抗的人家就要做好家破人亡的準備，這令不少人開始遠離政治，埋頭研究學問或是經營家業去了。

太湖匪盜一案雖然就此結案了，但是這一案子在江南的影響卻沒有就此終結。為了防止地方上的治安繼續惡化，和鑒于大明律無法對某些輕微犯罪的行為進行處罰，在崇禎八年年底刑部連續推出了《治安法》、《勞教法》、《流放法》、《濟貧法》四部法律。

在這幾步法律中，朝廷加強了警察的執法權力，對于流民及無業游民的存在也視為了一種犯罪，法律加大了對于輕微犯罪的處罰，嚴格限制了工人的罷工權力，但也從法律上規定了地方官府對于貧民的救助責任。

地方上的官員和士紳對于這幾部法律是又愛又恨，一方面他們可以用這些法律加強對于地方平民的控制，并在災荒之年將那些不穩定的流民和無業游民流放到海外去，穩定社會秩序；但是在另一方面，這些法律又是套在他們脖子上的枷鎖，使得士紳和地方官僚的私權力被大大縮小了。

不過這些都是后話，北京的宮城內，此時朱由檢最為關心的，還是同固始汗進行的談話，這場談話將會決定西域和大明的政治地緣改變，也將決定衛拉特部同大明之間的政治聯系。

被皇帝召入宮中的固始汗，剛開始還有些擔心，是不是昨晚酒宴上他的行有些出格了。不過當他見到皇帝之后，才發覺崇禎召見他的真正用意是什么。

在皇帝的會客廳內有一面用白色幕布覆蓋的墻壁，當固始汗向崇禎見禮之后，就被皇帝招呼到了這面墻壁之前。在呂琦拉開了覆蓋墻壁的白色幕布之后，固始汗這才發現墻上畫的是一副精細而龐大的世界地圖。

這是固始汗第一次看見這個世界的全貌，這足足讓他發呆了許久。地圖的精細更是讓他吃驚，即便是他了如指掌的天山北面，他也才發現有這么多一無所知的道路。當然他也注意到，這副世界地圖并沒有全部完成，大部分地區都呈現的空白區域，只有大明內陸及大明周邊的一些地區畫的較為詳盡。

他還來不及從震驚中恢復過來時，朱由檢已經對他說道：“昨晚固始汗對朕說，你能為大明作出更大的貢獻，朕思來想去，倒是有那么一件事非你不可。”

聽到皇帝的話語之后，固始汗終于鎮定了下來，把目光從地圖上艱難的移開，低頭向皇帝說道：“請陛下吩咐，臣必定萬死不辭。”

朱由檢看著他笑了笑說道：“萬死就不必了，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去做。”他說著便轉身面向了墻上的地圖，雖然在固始汗眼中這副地圖已經超出了他的想象，但是在崇禎眼中這依然還是一副太過簡陋的地圖，不過用來講解下當下的世界形勢倒是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