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宋糧食的運到，使得原本陷入恐慌的河北、山東等地百姓總算是安定了下來。但是河北、山東地區的災情并不算嚴重，今年旱情的中心在于河南，作為中國最早開發的中原地區，河南的原生態是破壞的最為利害的一個區域。

雖然這一地區一直是中國農耕最為發達的區域，但是其水分蒸發量也是其他地區難以比擬的。因此河南人常說：“五日不雨小旱，十日不雨大旱。”

崇禎十二年春，一場波及河南全省的大旱就這么不期而至了。除了秦嶺和淮河流域，河南其他地區幾乎無一幸免的遭遇了這場百年一遇的大旱，而陜西、山西、山東臨近河南的地方也同樣遭遇了這場大旱。

北方今年的旱情規模之廣，程度之深，是萬歷以來少見的。朝廷和地方官員即便之前已經建立了一整套防災賑濟的措施，也在這種自然的偉力面前一時束手無策了起來。

此前兩年雖然也有北旱南澇的局面，但是旱情主要還在黃河以北的陜西、山西地面，這一地區的人口在過去幾年不是餓死便是遷移出去，因此朝廷撥運糧食賑災的難度其實并不算大。

但是今年旱情卻波及了整個河南，這里雖然臨近南方產糧區，調撥糧食的運輸難度應該說是降低了。但河南本就是北方的產糧大省，也是人口大省。河南人口幾乎等于陜西和山西人口的總和，約為大明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左右，想要對整個河南進行賑濟，最起碼也不少于3000萬石糧食。

根據戶部侍郎畢自嚴的計算，想要賑濟河南等地的災民，朝廷起碼要撥款2500萬元，這雖然是一個天文數字，河南一省上交的稅銀，去年也不過才150萬元不到，但是以今日大明的財政狀況，戶部并不是拼湊不出這筆賑災款出來。

但是朝廷有這筆錢，不代表能夠購買到3000萬石糧食出來。經過十年的改革，大明消滅了不少舊衙門，也增加了更多新衙門，統計局、物價局、交通運輸部門等等。這些新衙門的成立可不是為了迎合皇帝的趣味，而是確確實實的在發揮著自己的作用的。

哪怕那些最頑固的守舊派官員，到了今日也不得不承認，這些新衙門并不是皇帝用來安置逢迎自己的小人的供奉局，而是為皇帝和內閣執政更好的了解整個國家運轉狀況的，溝通上下情況的必要衙門。

讓戶部拼湊出2500萬元賑災款這一點并不難，難題在于朝廷拿出了這筆款子能不能購買到必要的物資賑災。如果只是把這筆款子就這么丟進市場，那么除了推高糧價之外，并不能達到朝廷賑災的目的。

哪怕是錢謙益這個不通經濟的文壇領袖，在當了六年首輔之后，此時也大致明白了貨幣和物價之間的關系是不斷在變化的。如果市場上沒有足夠的物資，大規模的投入貨幣，只能推高市場上的物資價格，從而搞亂了整個市場的經濟運行。

也就是說，這2500萬元投入市場，不僅不能賑濟到災民，還有可能引發金融上的問題。畢竟現在大明的流通貨幣是以紙幣為主，紙幣本身并無什么價值，唯一有價值的是紙幣上承載的朝廷信用，一旦百姓失去了對于紙幣的信賴，銀行就要面對擠兌風潮。

戶部官員自然是不肯讓紙幣失去信用的，畢竟現在大明財政的運行良好，正是建筑在紙幣的信用之上的。一旦讓大明經濟重新回到過去的金銀銅三貨時代，那么朝廷投資的諸多工程項目就等于是失去了資金供給，畢竟朝廷手中可沒有這么多硬通貨，那樣的狀況就會變得更糟糕。

錢謙益看著內閣會議上一籌莫展的同僚們，這才發覺這些整天在背后詆毀自己無能的大臣們，真遇到了事情也沒見得比自己強多少。

看著眾人絞盡腦汁也說不出一個有用的建議，他心中不免有些快意，于是便清了清嗓子對著同僚們說道：“諸位平日里對著國朝大政一個個口若懸河的，老是責怪陛下不用各位之。今天陛下沒在，難道你們就不想說話了？難不成一定要我將陛下請來，你們才肯發不成？”

即便是被錢謙益當面奚落，閣臣們也只能忍受了。大家都很清楚，今日的內閣閣臣權力不同以往，但同樣他們的責任也不同以往。

如果是在崇禎朝之前，遇到這樣的災情，閣臣們只要向皇帝上書賑災，就算是盡到了責任。如果皇帝問如何賑災，最多也就是加一句請發內帑，和選派清廉之人負責賑災事宜，基本上就沒閣臣們什么事了。

但是在今日的大明，這樣混日子的閣臣在內閣是待不下去的。內閣閣臣們現在各領職權，權力上要比過去大的多，但是同樣要為自己手中的權力負責。賑災一事牽涉到錢糧、運輸、賑災款的發放、使用及監管，各部都要為各自權力范圍內的賑災工作負責。

因此對于這樣大規模的賑災行動，已經不再是過去提名一個人負責，然后把錢糧交給他就算完事了。而是從六部中抽調人選組織成賑災指揮部，然后閣臣掛名指揮，一旦出現了問題，那是從上到下都要追究責任人的。

在面對自己有可能要負責的前提下，閣臣們自然不會隨意的敷衍，他們現在可以敷衍皇帝，但是賑災出現了問題時，皇帝必然會拿他們的腦袋去平息災民的憤怒。對于這些閣臣們來說，這顯然是不合算的。

于其事后作為替罪羊，倒不如事先把問題擺出來，大家能解決的給解決了，不能解決的就交給皇帝來決斷，這樣就算還是出了什么問題，也不至于莫名其妙的丟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