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如果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起碼今年以內，我們即便在南洋諸國征購到了足夠的糧食，也難以將它們全部運回國內來的。

另外，內閣作為大明最高的行政部門，怎么能夠將解決問題的希望放在我們尚不能完全掌控的海外領地？如果你們在國內都無法把多余的糧食收集上來，又怎么能寄希望于國外領地上的那些官吏可以把當地的余糧征集上來？

或者說，如果海外糧食無法及時輸入，內閣起碼也該有一套備用的方案以控制災區的局面吧？難道你們就打算這么眼睜睜的看著，等待河南出了問題再去解決不成？”

對于皇帝的質問，錢謙益半響說不出話來了，沉默了許久才支支吾吾的回道：“可是臣昨日已經詢問過戶部和農業部大臣的意見，他們認為國內已經沒有什么余糧可以挖掘了，只能依靠從南洋各地運糧回來填補這個缺口。

至于陛下對于海外糧食難以運回的擔心，和河南等地災區的管制問題，臣回去之后可以再和諸位閣臣商議，一定會給陛下一個詳細的方略。不過，崇禎2、3年的時候，河南也亂過一陣子，當時也沒掀起什么波浪來，臣以為今日大明的政局比崇禎2、3年要好的多，應當不會鬧出什么大亂子來的。”

崇禎卻不贊成錢謙益的僥幸心理，他不以為然的反駁道：“崇禎2、3年河南的形勢如何能和今日相比，當日河南并不是沒有糧食，而是士紳兼并土地太多，讓河南百姓怨氣滿腹而已。當日朝廷站在百姓這邊，打擊了河南的土豪劣紳，是以這些土豪劣紳即便聚兵反抗朝廷，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不過是一群喪家之犬罷了。

更何況，這些土豪劣紳向來不得人心，他們在自己的地盤上脅迫本縣本鄉的鄉民作亂尚可，想要跑到外縣去，首先就會被外縣的士紳民團給打回來。但是今日乃是河南全省受災，上千萬百姓無糧可食，這樣規模的災民流動起來，地方上的民團如何能夠擋得住？

今日河南不亂則已，一亂便是全省糜爛。河南是什么地方？是中原之地，是我大明的腹心，戰時此地為四戰之地，也就是說河南一旦糜爛，流民軍向北則京畿動搖，向南則糧賦之地受害，向東則南北漕運斷絕。這樣的地方遇到這種災荒之年，豈能沒有備用方案以安定時局？

河南今年的夏收是沒什么指望了，根據朕這里收到的報告，河南半數以上的州縣糧食大規模減產已成定局，還有五、六個州縣估計要絕收。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朕擔心這樣的天氣還要延續下去，河南的秋收恐怕也沒什么指望了。

所以，朝廷應該放棄一切幻想，做好最壞的打算才成。至于你剛剛說國內已經再無余糧可以挖掘，朕看不見得。你們討論了這么多，為什么就沒人提起江南士紳手中有沒有余糧。錢先生，你不妨說說看，江南士紳手中究竟有沒有余糧？”

錢謙益的心陡然一沉，江南士紳手中有沒有糧食，當然有糧，但是大家都不會去提及這個要人命的話題。北方士紳這些年雖然被皇帝敲打的服服帖帖的，但這也是外有滿清入侵，內有流民變亂的威脅下，加上皇帝又給了這些北方士紳投資工商業的出路，他們才會選擇接受朝廷提出的改革政策。

但是南方士紳根本感覺不到滿清入侵和流民變亂的威脅，一是有北方軍民給他們抵擋著；二是得利于南方優渥的自然環境。使得南方士紳眼中，威脅自己日常生活的，不是外敵和流民，反倒是眼下的這個朝廷推動的改革。

不管是開放海禁，改革鹽務，還是嚴格征收工商稅，實質上都是在從這些江南士紳的口袋中掏錢。能夠從朝廷改革政策中獲取好處的，大約只有那幾個開放口岸和一大群中小商人們。對于江南的豪紳和大地主來說，這些年的改革并沒有給他們帶來什么好處。

只不過南方士紳的力量雖然龐大，但他們并非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團體。再加上天啟年對于東林黨人的打壓，崇禎朝辦理的揚州鹽引案、南京科考案、太湖匪盜案等，已經將南方士紳結起的泛政治聯盟打了個七零八落，這才沒有出現一個能夠凝聚起南方士紳力量的反改革政治團體。

但即便是如此，朝廷推行的改革政策也很難越過長江，特別是在江南地區獲得推動。地方官員和士紳的陰奉陽違，往往使得朝廷的改革政策在這些地方被束之高閣，難以觸動當地的社會固有階層。

哪怕是同樣出自南方士紳階層的錢謙益，對于這種局面也只能睜一眼閉一眼。在他看來，江南士紳能夠不拖欠稅糧，已經算是很給朝廷面子了，這也是他們被皇帝的嚴厲打擊給嚇倒了。太湖匪盜案中，朝廷對于那些士紳不留情面的處理，總算是讓他們記得這個國家姓什么了。

不過這些士紳們畏懼皇權，并不代表他們就畏懼官員，崇禎可以當一輩子皇帝，難道你錢謙益能當一輩子首輔？更別提，江南士紳之間盤根錯節，豪門大戶之間都可以論一論親戚關系，常熟錢氏自然也是有親戚的，因此有誰會真正下決心去招惹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大明朝200余年，也不過出了一個海剛峰和一個張江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