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堪賡斷完了案子就返回了不遠處的總督官邸，對他而這不過是極為尋常的一次審理，甚至都比不上他在臺灣任職期間審理的移民和原住民之間的沖突要困難。

不過對于大阪市民乃至西日本各藩來說，這件案子給予的影響卻是極為震撼的。畢竟此前從大明傳播而來的萬民平等論等思想，此時也只是在少數日本精英之間流傳著，大部分平民并不是十分相信自己能夠和武士進行平等的交流。

但是隨著這起案子的傳播，日本社會的中下階層和上層之間儼然出現了一道裂縫。以往上層階級對于中下階層理所當然的予取予奪行為，現在開始受到了中下階層的質疑。

被列入中下階層的不僅僅是平民百姓，還有那些俸祿微薄的中下級武士們。特別是在大阪這樣商業較為發達的日本城市，武士的俸祿幾乎難以養活自己的家人，除非他們能夠得到總督府的任職，或是從事其他職業。

也因此，大阪治下的平民和中下級武士們是最為反對，當初太閣幕府成立時，幾位大老抄襲江戶制定的各種幕藩條例和社會等級劃分的規定的。

這種僵化的中世紀封建制度，已經嚴重的影響到了這些平民和中下級武士的日常生活，和他們追求上進的道路。

畢竟在大阪這樣一座城市里，遵循陳腐規定的幕府體制和講究開明執政的總督府并存時，雙方必然是會被不斷比較的。雖然幕府體制乃是日本藩主自己當家，而總督府是外來的明人當家，但是大阪人卻更喜歡明人當家的總督府，而不斷的給太閣幕府編排笑話。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乃是因為大阪總督府從一開始建立，就被當做了大明**的試點。所以大阪總督府不僅比國內更早的推行了**制度，薪酬改革和退休金制度，更是首先打破了社會階層的隔離，選拔了平民中的精英擔任官職。

和總督府同處一城的西日本幕府，卻從成立開始就顯得有些死氣沉沉。五大老們完全將太閣幕府當成了權力分贓之地，他們嚴格制定了幕吏的上下等級劃分，不要說平民無法進入幕府任職，就是非五大老藩領出身的武士都很難在幕府求得一個官職。

甚至于，他們還嚴格遵從了江戶制定的官職任免條例，下級武士即便做的再出色也難以升值，而無能的高級武士什么都不干也能獲得美職。

如果不是五奉行的任免必須要得到總督府的首肯，五大老甚至一度想要將五奉行也換上自己人。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為，如果沒有一旁的總督府作為比較，也許日本人還能夠忍受下去。

但是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個開明而寬容的總督府的存在，才使得大阪市民格外難以忍受太閣幕府的迂腐和守舊。就連幕府中任職的低級官吏們，再比較了總督府同僚的薪水之后，也對五大老和自家領主們多有不滿。

這才有了上次大阪市民反對熊本藩領主向市民開槍的集會，對太閣幕府五大老的威信進行了一次重大的打擊。

而由幕府五奉行策劃的菲律賓護僑行動，不僅保護了日本南下菲律賓做工的僑民，更是從西班牙人手中割來了一大片土地。根據從菲律賓傳回來的消息，那邊的土地不僅比日本肥沃，而且還能一年三耕，這實在是大大的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和擴展了他們的世界觀。

但是關于西班牙人割讓的這些土地究竟應該怎么分配，以五大老為首的西日本各藩領主們，和代表大阪市民的五奉行和商人代表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五大老和各藩領主認為，應當按照各藩的大小比例分配這些海外土地，由各藩自行進行開發。而五奉行和商人代表則認為，應當如同明國那樣設立海外墾殖公司進行開發，并且給予全體國民以一定的股份，以獲得民眾對于海外拓殖行動的支持。

五大老雖然執掌幕府大權，但是五奉行在總督府的支持下，卻牢牢控制著大阪地區的行政權力，而幕府官軍此時也隱隱站在了五奉行身后，使得這場對于土地分配的爭論變成了勢均力敵的拉鋸戰。

不過隨著會津藩一案的審理結果，大阪市民中反領主不當權力的呼聲頓起，這一點為五奉行和大阪的商人們所利用。吉川幸助隨即借助大阪市民的力量，提出了改革幕府體制的要求。

仿照明國建立武士、平民代表參政的平民院，以協助幕府處理一些關系民政的事務，并監督各藩領主是否有逾越法律，濫施刑罰的惡行。

此前太閣幕府成立前，就已經成立了各藩領主參與議事的藩國大會，在幕府成立之后便改名為貴族院，以制衡幕府五大老的權力。

因此吉川幸助提出建立平民院，五大老和各藩領主都很清楚，平民院到底是打算針對誰的，自然也就遭到了五大老和各藩領主的反對和譴責。

但是因為此前大阪**市民事件，五大老已經失去了對于大阪地區武力的支配權力，因此除了譴責之外，各藩領主并不能對于吉川幸助和大阪的市民代表做些什么。

而掌握著西日本財政大權的吉川幸助和大阪商人，卻毫不避諱的通過手中掌握的報紙等輿論工具大肆批判藩閥政治的落后和守舊，認為這些抱殘守舊的藩主們是日本走向文明開化的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