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姜瓖來說，最近傳來的顯然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弟弟姜瑄的失蹤，讓他都找不到一個可以商議事情的親族。

遠在榆林的兄長顯然是無法給他什么意見的，他自己不能親自前往榆林，兄長也不能來大同。靠著中間人傳遞信息，一是不可靠，有可能在半路上被攔截；二是往來太耗費時間。也許兄長那邊的回信還沒到大同，他這邊已經要被朝廷使者帶回京城去了。

更何況，此刻朝廷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和弟弟姜瑄身上，追究的是他們同亢氏勾結一事，還沒有將榆林的姜氏拉扯進來。這個時候讓榆林的兄長置身事外，倒是為姜氏一門留下了一條生路，因此他也就斷了和兄長一起商議如何應對朝廷責難的心思。

作為山西大同一帶最大的地主，姜瓖自然也就是山西北部士紳大族的領袖。山西在后世雖然是一個省，但是在大明其實是被分為兩個行政區的。

五臺山以北，從大同到宣府，都屬于邊鎮管轄的邊疆區域。而五臺山以南則屬于內地，歸屬于山西巡撫管轄。山西的士紳名門大多居住在太原南面，臨近黃河的河東地區。

至于五臺山以北這等邊境地區，所謂的士紳大戶，基本上都屬于往自己臉上貼金，往前幾代不過都是些小地主和軍戶罷了。

不過隨著隆慶和議之后，大同到長城一帶的土地終于可以被開發利用，這些小地主和軍戶才憑借著同軍隊的關系慢慢開始發家致富。

而到了崇禎登基之后，隨著朝廷收服了土默特和察哈爾兩大蒙古部族，把大半個漠南蒙古吞并了下來，山西長城以外的蒙古部族終于不再成為山西地方的威脅。

原本被視為宣大防線重心的大同地區，也迅速從軍事重鎮轉向了大明經營漠南草原的后勤中心，開始逐步按照內地的標準進行地方建設了。

這樣一來，山西北部的土地就開始值錢了。因為這幾年天災將許多北方農民趕出了自己的家園，這讓不少山西南部的士紳家族能夠以極為低廉的價格招募到大批流民，對長城兩側的荒地進行開發。

對以姜瓖為首的山西北部士紳地主來說，這既是一種機遇也是一種威脅。畢竟他們已經掌握了這一地區條件最好的土地，土地價值的上漲，自然也就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收益。

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他們手中擁有的巨量土地，同樣也會被強力人士所盯上，特別是河東地區那些根基深厚的名門望族。

為了對抗這些勢力強大的名門望族，姜瓖等山西北方士紳地主自然就只能抱團取暖，并托庇于豐大總督袁崇煥門下。

應該來說，姜瓖也好，和他一起抱團的這些本地士紳也好，基本上都是沒有什么政治野心的。他們聚集在一起最大的理想，就是保住自己在過去積攢下來的土地和財產。

而在大明朝的歷史上，除了魏忠賢掌權的那一小段時間外，大明朝還真沒有朝廷朝著士紳財產下手的先例，這也是為什么魏忠賢會被這么多士紳痛恨的緣故。

所以當姻親亢氏被莫須有的罪名下獄后，姜瓖才會這么反應激烈的聯合親友向朝廷抗議。因為在他們眼中，這一次本就是朝廷理虧，以栽贓嫁禍的手段吞沒了一位毫無過錯的良民的財產。

亢氏反對把自家的金銀存入銀行，在這些士紳眼中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再怎么忠君愛國，也不能讓他們拿著真金白銀去換一疊紙回家吧？

如果亢氏因為這件事就被抄家問罪，那么接下來他們又該如何面對朝廷的要求？難道還真要把自家的金銀都奉獻給朝廷嗎，這也未免太不像話了。

因此這些士紳替亢氏喊冤，事實上也是在替自家發聲。他們更希望能夠借此煽動起各地士紳對于這一朝廷新政的怒火，從而迫使朝廷修改或是廢除鑄幣法案。

大明朝本就有法不責眾的先例，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鈺監國。結果朱祁鈺第一次召開朝會就失去了控制，文官們當著他的面打死了錦衣衛指揮使馬順，朱祁鈺也只能宣布眾人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