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如此嚴峻的抗災形勢，朱由檢于是再次召集了內閣、**衙門及相關部門的官員34人，在文華殿內閉門開會，以應對時局。

這次會議參加的人數比3月召開的那次國務會議要少，相對的也就更容易統一意見。而此時各地的災情已經完全顯露了出來，眾人的僥幸心理也就徹底消失，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賑災的事務上。

因著今年的災情實在是過于嚴重，此前不少人堅持反對的一些損害地方士紳利益的賑災辦法，在這次會議上終于獲得了大多人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將北方各地實施的士紳一體納糧及土地改革辦法向南方推廣，以從南方士紳手中獲取更多的物質資源穩定地方，并安撫住失地或無地民眾。

而這兩個月中鑄幣法案的實施，也的確是給朝廷增加了不少手中的資源。特別是山西平息大同兵變后士紳態度的轉變，大量錢糧從私庫流向銀行和朝廷的公庫，給山西地方官府增加了大量的資本，使得他們可以使用這些錢糧興修水利、交通和向塞外遷移人口，因此山西這個受災地區的社會局勢倒是有著漸漸穩定下來的趨勢了。

山西地方的穩定不僅給朝廷去了一塊包袱，更重要的是粉碎了一些士紳提出的主張，那就是在這樣災情嚴重的荒年里，士紳大戶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石，朝廷應當保衛這些士紳大戶的財產不受損害，而不是同那些底層刁民為伍，幫助那些刁民圖謀士紳大戶的家產。

何況天下的士紳大戶少，而貧困百姓多，哪怕朝廷把天下士紳大戶的家產都查抄了，對于需要救助的受災百姓們來說，依然還是屬于杯水車薪。因此打士紳大戶的主意，根本就是殺雞取卵，固澤而漁的愚昧之策。

但是朝廷從山西士紳手中獲得的物資數量，最終讓山西地區首先脫離了災區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從而讓這個士紳們提出的主張破滅了。山西的未來大家還真未必猜的到，但是山西眼下度過難關的形勢，眾人可都是看在了眼里。

殿內的這34名官員都是這些年從上千高級官僚中搏殺出來的精英，他們中也許有人的觀念較為守舊，但可沒有一個傻子。一旦確定了山西模式的有效，他們自然也就算是認可了鑄幣法案對于當下大明度過難關是有幫助的。

在這樣小范圍內的討論中，這些官員們到不必再顧忌維持自己的形象，而只需考慮如何解決問題，才能維護自己最大的利益了。就和后世的明星需要一個人設一樣，大明朝的官員實際上也是有著一個基本的立場的。

維護士紳階層的立場自然會被士紳們認為是君子，損害士紳利益的自然就是小人。而士紳的風評，往往就會影響到這位官員日后的升遷等問題。因此除了極少數官員之外，大多數官員從踏入官場的那一刻開始，就很自然的營造起自身的君子形象來了。

這樣的形象一旦被固定下來，在某些議題上這些官員發表意見時，依據的就不是解決問題的實際辦法，而是如何維持住士紳同僚對自己的看法了。一個前后辭不一的官員，只會被認為是墻頭草，自然是無法走上更高的位置的。

而在當下這個場合，一個無法提出解決問題辦法的官員，也就意味著手中權力的縮小。在皇帝面前再裝什么君子形象，甚至于有可能會被踢出這個權力的圈子，自然也就沒什么官員會繼續裝模作樣了。

畢竟能夠站在當下這個場合的官員，他們已經不再是單單代表著自己，而是代表著自己身后的部門利益和大大小小的政治團體，一個不懂得維護部門利益和為自家團體爭奪權力的精英，是無法站到這個位置上來的。

維護士紳利益雖然是官員們的共識，但這就和圣人所描述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樣，這樣的政治理念雖然很美好，可是一旦同自己的利益有了沖突，大多數人的反應便是毫不猶豫的拋棄共識，而選擇保衛自己的利益。

對于殿上的這些官員來說，雖然鑄幣法案、士紳一體納糧、土地改革法顯然已經損害了士紳們的利益，但是對于當下的他們來說，這樣的利益顯然是及不上他們手中的權力更為重要的。

更何況，在推動鑄幣法案、士紳一體納糧、土地改革法等政策之后，等于是營造出了一個龐大的待分割利益。相比起過去那一點點在土地上的收益，將這些金銀、土地貨幣化，然后投入再建設的過程中創造出的巨量財富相比，無疑后者的吸引力要更誘人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