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教唆侄子如何利用手中的職權在緬甸斂財，蘇越心里一點負疚感都不會有。他從一介商人爬到如今的位子上，可不單單是因為能夠擺平南洋諸土王，每年能夠向內務府大量進供錢財，同樣是相當重要的事。

雖說自從崇禎登基之后，對原本的內廷二十四監大肆整頓，清理削減了各地不少太監直接管理的稅關和礦稅。但崇禎干這些事可不是為了響應地方士紳的呼聲，要做什么士紳眼中的賢明君王。

而是他認為宮中放出去的這些太監良莠不齊，有些人在地方上搞得民怨沸騰，但是交到宮內的銀子卻只有寥寥數千或是上萬兩。這些太監把皇帝的名聲都敗壞的差不多了，卻只肥了自己的腰包，這樣的斂財方式成本實在是太過高昂。

所以在稍稍了解了下各地太監們搜刮錢財的方式之后，崇禎便干脆停止了這種低效而**的直接征稅辦法。之后便有了四海貿易公司、唐山冶鐵中心等一系列同商人合辦的商業公司，皇帝通過給與商人特權、入股貿易等方式，令這些商人替代了過去在各地收稅的太監，為宮內聚斂財富。

皇帝通過了商人這個緩沖對象，極大的削去了民眾的不滿，并且能夠通過商人把大批的資源變現，從而擴大了搜刮財富的范圍。這就為宮內聚斂起了巨額財富，卻又不必承擔太多的民怨。

而且崇禎獲得了這些巨大的財富之后，就開始不斷的投入到公共醫療建設、公共教育及賑災行動上，借此極大的挽回了天啟年間皇室失去的形象，也使得宮內投資商業活動的行為得到了一部分民眾的支持。

在這個過程中，改組后的內務府也終于有些明白，該如何有效率和低投入的為皇帝陛下賺取零花錢了。特別是，當大明的海外貿易開始興盛，同歐洲殖民者的交往開始增多，內務府終于汲取了天啟年間稅監們的錯誤教訓和學習了歐洲人在殖民地搜刮財富的經驗，在海外大肆培養類似于蘇越這樣的代理人。

這些代理人為內務府賺取錢財，從而換取到內務府對于他們的保護，或是得到社會地位上的提高。在南洋像蘇越這樣的內務府代理人，沒有一千也有數百，而且隨著大明勢力向外的擴張，代理人的數目同樣在上漲。甚至于像蘇越這樣的佼佼者，都已經開始培養自己的代理人了。

這樣一來，過去國家對外征服海外蠻夷，首要追求的還是對方在政治上的徹底臣服，從而試圖把蠻夷的國土和人口消化為中國的一部。那么今日這些大明在外的代表，卻大都把經濟利益放在了政治目標之上，只要有利可圖，他們并不介意這些海外土邦是否保持獨立。

于是對于海外土邦的戰爭，正日益變得小型化和碎片化，發動戰爭的權力也正從朝廷向殖民地官員和某些商人手中轉移。當然，這種殖民地戰爭的作戰成本，也同樣從國內民眾的頭上轉移到了殖民地民眾的頭上，這樣的戰爭越來越像是商人的冒險投資。

大明朝堂對待殖民地戰爭的態度變化，事實上正越來越刺激像蘇越這樣前往海外追逐財富的冒險家們，讓他們把征服一片殖民地視為了自己事業的開端。

當然，和此時遍布世界各地的西方殖民者相比，這些中國的冒險家還只能算是剛剛離開巢穴的雛鷹。他們心中還存有一些膽怯，并不敢離開國門太遠，孤身前往未知的莽荒之地去開辟自己的事業。

比如在此時總督官邸一樓的大會議室內，等候著蘇越到來的，就有著來自歐洲的英國人、荷蘭人、葡萄牙人，甚至還有一位法國人。坐在大會議室一頭的王嘉胤，一邊懶洋洋的聽著蘇越宣讀來自北京朝廷批署的緬甸和平協定，一邊則觀察著會議室內眾人的神情。

作為和仰光這座新城差不多同時修建的總督官邸，眾人座下的這幢二層磚木建筑，正是整個官邸的核心，也處于仰光城北部高地的最高點，因此光線和通風都非常良好。

而正處于海外擴張期的大明，面對著急劇增長的海外殖民點，開始摒棄國內繁瑣的建筑裝飾和全木結構，轉而追求起簡潔流暢的線條和注重建筑功能性的特點。甚至于，建筑師考慮到殖民地建筑有充當戰爭時期堡壘的功能，還吸收了一些歐洲殖民地建筑的特征。

比如王嘉胤所在的這幢二層建筑，一樓是高大和采光良好的寬敞會議室，房屋東西兩側的磚墻上開啟了對稱的落地式玻璃窗，讓房間內的人能夠擁有良好的視野，隨時觀察到外部的環境。

而在建筑的二層，則被分割成了一個個小房間，平時作為總督的辦公及休息場所，戰時軍隊就可以藏身于二層的小房間，居高臨下的用火槍控制著周邊的環境，將這里變為一個臨時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