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繼良說的大明版**雖然有些簡陋，但是對于朱由檢來說卻是一聽就明白了。其實**這種事情，中國自古以來都是有著雛形的，其中做的最為出色的當屬于管仲，畢竟這位可是用著經濟手段就消滅了兩個鄰國的存在。

而從春秋進入戰國之后，各國對于農業上的計劃種植就更為看重了。否則秦國動不動發兵數十萬攻打別國，沒有一個高效的農業種植和勞動力管理計劃，估計敵國還沒攻下來，自家的經濟就已經被拖垮了。

只不過隨著儒家的興起，諸子百家的衰退，不管是學術、科技和制度都在退化。儒學空談經義不講實用的特點，使得自漢往后，中國的文明就一直在衰退。戰國末期，秦國能夠組織起六十萬大軍攻打楚國，但是到了大明朝，軍隊已經不能組織起10萬人的作戰了。

名將如李成梁，也只是靠著數千家丁包打天下。也只有戚繼光摸到了一點近代軍隊的組織制度，但是隨著他的下臺，戚家軍也就迅速弱化為了一只小于萬人的精兵部隊。10萬人的軍隊和組織10萬軍隊作戰，這完全是兩回事。

組織制度和計劃管理，永遠都是起于軍隊，而衰亡于太平盛世。比如太祖朱元璋就下令過，民有田5—10畝的，必須要種植半畝桑、麻、棉。10畝以上者，這些經濟作物應當按照比例追加，這就是最簡單的農業種植計劃。

不過到了今日，官府除了征稅派差之外，誰還管農民種什么。所以江南之民戶有全部種植經濟作物而不種一粒米的，也有西北農戶只種糧食不種棉、麻的。作為一個農業社會，國家管理不了農業，也就意味著無法掌握鄉村，掌握不了鄉村也就意味著失去了這個國家人數最多的農民階層的忠誠。

當然，對于地方士紳來說，這樣的社會狀況正是他們所夢寐以求的田園生活。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天不變，道亦不變。士紳的后代永遠是士紳，農民的后代永遠都是農民。就這一點來說，東西方的縉紳、貴族們還都是相當有默契的。

所以呢，原本春秋戰國時就已經出現的組織制度和計劃管理，每隔一個朝代，我們就會重新發明一次，而且是一次不如一次。

畢竟在儒家大師的眼中，這些就是歪門邪道，是兵兇戰荒時不得已而用之的奇技淫巧。一旦到了太平盛世，就應該與民休息，以經書和禮樂綱常治理國家，才是正道。

如果不是女真人興起，西南土司連續叛亂，光宗、熹宗連續去世，朝中黨爭不斷，大明面臨著內外交困的險境，文官們不得不尋求突破困局的辦法，支持了崇禎的改革。這樣的大明版**，恐怕是很難出現的了。

就在崇禎心中大為感慨時，看到皇帝久久不出聲，方岳貢不得不從旁進諫道：“陛下，如今這大明各地的農業種植已經到了不得不管理的地步。

過去三年中，我國仰賴海外的糧食進口，方才勉強度過了難關。但是，從去年的氣候變化來看，這大面積的自然災害恐怕差不多應該過去了。

而一旦大明開始風調雨順，我國國內的糧食生產就會恢復正常，這樣一來國外生產的糧食就會沖擊國內的糧食價格。根據戶部的測算，現在從南洋運到上海的糧價，幾乎相當于兩湖地區的糧食產地價格。這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大明的紙幣在國內雖然貶值了，但是在海外因為我國出口貨物暢銷的關系，幣值一直比較穩定。

所以，如果我們不能規劃好棉花、甘蔗、桑、麻等作物和糧食種植的面積，那么即便迎來了豐年，對于農民來說也不是什么好事…”

朱由檢自然是清楚這兩年國內的農業發展的，如果不是因為氣候的緣故，憑借著農科院培育出來的良種，研究出來的堆肥、積肥方法，還有對泥炭和鳥糞石的利用，再加上這些年的河道和水利建設，大明朝的糧食年產量早就突破歷史記錄了。

而且因為自然災害的緣故，北棉、南蔗和糧食爭奪田地的矛盾還不算突出。但是一旦氣候好轉，國內糧價下跌，種植經濟作物的土地肯定會快速上升的。所以制定一個粗略一些的農業種植計劃，對于大明來說是有好處的。

戶部官員們能夠預見到豐年海外糧食對于國內農民的傷害，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干吏了。朱由檢覺得，他當初派遣這些戶部官員去海外開荒，也還真是一個明智之舉。

稍稍夸獎了一下自己，朱由檢便把心神收斂了起來，對著方岳貢、笪繼良兩人正色說道：“你們兩人講的這個農業種植規劃還是有道理的，海外的糧食產地的確應該成為我大明的糧倉，以補充國內糧食生產的不足，但不應該變成損害我大明農戶的存在。

所以，光規劃國內的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將海外各屬國的農作物種植也一并規劃起來。

比如，紅河中下游平原，一向都是越南人的糧倉。不過你們也知道，越南人一向不夠安分，即便現在打服了他們，一旦他們恢復了元氣，就又要跳出來挑戰我大明的權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