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現在的大明是萬歷時代，崇禎也許能夠認同黃立極的政治理念。和大明比起來，東虜只是一個人口不過百萬的地方民族叛亂而已。

如果不是萬歷三大征，導致遼東的精兵悍將消耗一空，努爾哈赤根本沒機會起事。

而且就算是努爾哈赤起兵反明，在這個時候對大明聲望上的打擊，要大于對大明社會上的實際影響力。努爾哈赤的起兵叛亂，受到影響的不過是遼東2、3百萬人口，而奢安之亂牽涉到貴州、四川、云南上千萬人口，理論上大明百姓更為關心的反而是奢安之亂，對于遠在關外的后金反而沒多大感覺。

重視東虜之亂的都是朝中的官員們，因為遼東靠近京師。一旦遼東失守，京城就要直接面對后金的大軍，這會直接威脅到官員自身的安全，不由得他們不重視。

另一方面，奢安之亂在云貴川交界處，亂軍想要沖出被大山包圍的四川比較艱難。而后金軍只要突破了長城，就是一片平坦的華北平原，面對以騎兵為主的后金軍，大明根本無險可守。

但是只要把后金拖在關外，讓大明有時間平息奢安之亂，再修養生息上幾年，讓大明恢復一些元氣，那么后金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作為了。

當年土木堡之變，也先如此梟雄，他甚至一直打倒了北京城下。但是到今天，大明還在，草原上卻已經沒有瓦刺這個部族了。因此黃立極雖然重視關外的東虜，但是現在告訴他東虜會入關取代大明，他肯定以為說這話的人是個不知所謂的狂生。

憑借著大明的人口和體量，對付這些草原民族的野蠻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拖待變。因為游牧民族也許會出一兩個天才領袖，但不可能每一代都出這種天才的領袖。

而游牧民族居無定所的的民族習性，導致了這些民族會因為天氣適宜而迅速壯大，但是也會因為天氣驟變而導致整個部族的衰亡，因為游牧民族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遠遠不如農耕民族。

維持現狀，等待敵人自己衰亡，這種保守的政治理念，雖然不能讓大明消滅草原上的頑敵，但是無疑是讓大明政權延續下去最有效的策略。

而且這種保守的政治策略，也是消耗資源最小的執政策略。因為沒有任何改變，自然也就不會有額外的支出。而到了今日的大明，天下的田賦拖欠已經達到了三成，而以往大明最大的財賦來源江南地區，有些地方拖欠更是達到了5成。

大明其他地方，如陜西這些地方雖然有七成以上拖欠的縣，但是這些地方原本就土地貧瘠，占大明稅收比例不高。陜西的一個縣的稅收還不及江南一個里，也是有的。

但是當江南這個占了大明財賦7、8成的地方，拖欠了近半的稅收，就讓大明的財政出現了危機。為了應對這種局面，一方面主政的官員不得不消減各項支出，比如賑災治水的款項。另一方面就不得不壓制地方官追索積欠。

但是在這個時代敢拖欠皇糧國稅的，要么是已經破產實在繳納不出稅賦的農民，要么是地方上勢力雄厚的縉紳豪族。在江南地區，有些中小地主為了偷逃稅賦干脆投入了東林黨門下。

東林黨人不斷的在地方抗稅，以博取自己的名聲，全然不顧這些稅收是否是合理的。他們甚至都不關心朝廷收不到稅賦后，拿什么去支付士兵的軍餉，對受災災民的賑災，還有基本的道路建設，農田水利設施的投入等等。

只要朝廷沒錢了，東林黨人要么要求皇帝拿出內庫的錢，要么增加田賦，但他們堅決反對皇帝向士人、商人收稅，并開放海禁。

在東林黨人眼里，皇帝的內庫就是一個搖錢樹，只要搖一搖，錢就會憑空出現。在這種狀況下，那些非東林黨的官員們，自然就站到了皇帝一邊，對東林黨人進行了政治打壓。

因為凡是有點危機感的官員都會發覺，東林黨的所作所為，其實和打著替天行道的梁山賊寇差不多。他們口號喊的無比正義，但是做的都是打劫行人，販賣人肉包子的罪惡勾當。

黃立極身為內閣首輔，為了能維持大明搖搖欲墜的局面，不得不和魏忠賢聯手打擊了朝中的東林黨。但是他想要的不過是，減少一些江南的積欠，讓江南的縉紳吐出一點皮毛，來維持朝局而已。

黃立極并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韙，學習張江陵搞什么新政改革，把天下士人都得罪了，最后弄得一個身敗名裂的下場。只要大明能在他手上維持下去，他的政治理想就已經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