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安德烈不知道什么叫做浩如煙海、汗牛充棟，但是當他走進這座用書籍構建起來的知識圣堂時，他感覺到了發自內心的謙卑感，就如同他第一次走進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感受一樣。

這還是他第一次在歐洲以外的區域，看到這么多印刷精美的書籍放在一起。雖然他看不懂這些書籍上印刷的方塊字體，但是不少書籍中夾雜的插圖，已經讓他明白這些書籍并不是用來贊美神的教典。

和擁有這樣高度文化的國家相比，大不列顛群島果然相當于剛剛脫離野蠻生活的蠻族狀態。位于牛津大學的博德利圖書館是大不列顛最大的圖書館，但是在托馬斯.博德利爵士于1602年正式重建這座圖書館時，他花了無數精力收集到的圖書也不過才區區2000余冊，還不及此處的百分之一。

當然這并不是說歐洲的文化太過落后，比如金尼閣一次性就帶著教宗贈書7000余部運到了中國。之所以英國第一的圖書館都搜集不到多少種圖書，完全是因為現在的歐洲宗教斗爭所造成的。

和中國不同，在歐洲雖然貴族擁有受到教育的權力，但是知識的傳承卻始終掌握在教會手中。11世紀因為東西教會分裂，導致天主教內部出現了內部抗議者。到了16世紀初，馬丁.路德以一篇《九十五條論綱》，正式宣告了意圖改革教會的新教教徒的出現。

在這一百年里，新教勢力的興起，使得歐洲出現了新教聯盟的貴族聯盟。在這個時代，但凡是思想上開始的爭斗，最終都會用武力來解決思想上的分歧。

新教徒雖然得到了歐洲下層民眾和一部分貴族的支持，但是在**學術理論的積累上，興起不到百多年的新教教士們，必然要弱于已經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天主教教會。在這種狀況下，昔日秦始皇使用過的焚書坑儒之策，新教教士們自然也不例外的使用上了。

而新教國家中，實施這個政策最為激烈而徹底的，自然還是英國人。在1536～1539年英王亨利八世實行宗教改革前，大不列顛群島上有著近千所修道院，這些修道院最古老的甚至可以追述到公元5世紀。

正因為這些修道院存在的歷史之久，所以這些修道院內也蘊藏著大量的手抄書，但是在亨利八世實施宗教改革后，他關閉了800多座修道院，并焚燒并毀壞了約25萬冊圖書，這其中不乏從羅馬時代流傳下來的典籍。

雖說在亨利八世的時代，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已經傳入了歐洲。但是在這之前，歐洲的書籍都是修道院的修士在羊皮紙上精心抄寫，并在封面上裝飾以金銀，書籍完全是一種昂貴的藝術品。

在15世紀中期，這樣一部羊皮書價值一幢房子和一小片土地。因此小貴族家中基本看不到書籍，只有大貴族家中才有昂貴的書房存在，而書籍也是以個位數居多。

1439年，牛津大學收到了來自英王亨利六世的叔父格洛斯特公爵漢弗萊的一筆慷慨捐贈，共有280冊書，此事引起了牛津大學當局的重視。為了這批書籍，他們決定要把圖書館搬遷到一座更大的，而且位置處于大學**的新樓里，并以公爵的名字命名了這座圖書館。

而漢弗萊圖書館便是博德利圖書館的前身，當這座圖書館被以宗教改革的名義毀于一旦后，才有了博德利爵士的重建活動。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運動，雖然奠定了不列顛王國的新教基礎，但是它對于英國文化上的摧殘也是顯而易見的。不過也正因為這種歐洲天主教傳統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現在的英國可以比歐洲大陸其他國家更為開放，也更能接受新的關于科學的知識。

這也是為什么，當安德烈被住所服務的中國人諷刺之后，不僅沒有惱羞成怒，反而開始對中國文化起了極大的興趣，想要見識一下，讓這些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文化究竟是什么。

畢竟在艾薩克·牛頓爵士沒有誕生之前，英國在歐洲人眼中也不過就是鄉巴佬和海盜、小販組成的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文化可。

安德烈一邊在書柜之間行走著，一邊好奇的拉著身邊的李伯安詢問著他所不明白的事務，從書的內容、價格到書柜上貼的標語，和擺放在書柜邊上，供人閱讀抄寫的桌椅，他對這個叫做中華書局的一切都感到了極大的驚喜。

這里的書籍同歐洲相比，便宜的就像是白送的一樣。雖然印刷術和造紙術在歐洲各地的流傳，讓書籍從貴族用來炫耀自己財富的奢侈品，變成了普通貴族和富戶也能購置的起的知識載體，但一冊書依然等于一名普通雇工的一周工資。

如果不是這些書籍使用的是他所不了解的文字，他一定會買上一批作為自己在船上消磨時間的讀物。不過即便如此，他也打算弄上一本帶回國去，當做他這趟中國冒險之旅的紀念品。

安德烈正一心想要找一本插圖多一些，比較具有中國風情的書籍時，從他身邊經過的店員看著兩人不由停下微笑著建議道：“這位西洋客人如果想要購買外文書籍的話，不妨跟我走，外文書籍可不在這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