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元宵節之后，年前前往山西、河南調查的燕京大學學生們的匯報開始陸續傳回了京城，前往陜西的學生因為距離較遠，因此尚未向京城回報所見所聞。

但光是從山西和河南境內傳回來的學生見聞，已經開始讓原本處于朝野輿論中不利局面的糧食管制政策，開始慢慢翻盤了。

雖然這些學生因為成見，并沒有為執行糧食管制政策的錦衣衛說好話，但是從他們的文章中已經隱約可見，兩地現在容納的陜西災民也好，本地貧民也罷，如果不是因為朝廷去年的糧食管制政策，恐怕起碼有一半人過不了崇禎元年的冬天。

山西這邊倒也罷了，因為鐵路修建計劃，所以山西現在正大力的擴展伐木、采煤、采礦事業，這些事業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因此山西人對于陜西災民中的青壯勞動力還是比較歡迎的。

考慮到這一點，山西士紳雖然反感朝廷的糧食管制政策，但還是捏著鼻子接受了朝廷的這一政策，他們做的出格一些的，無非是藏起了部分糧食不出售，想要等到管制政策結束再拿出來。

河南這邊的形勢就比較嚴峻了些，雖然河南一向是產糧大省，但是本身也是一個人口稠密的省份。即便是在平常年份，省內也有著大量的富余勞動力。

再加上河南除了農業之外，商業和工業都不發達，連僅有的幾個煤礦也因為道路運輸不便，只能提供給省內一些城市，因此規模不算大。

因此雖然河南的糧價比山西更低，但是陜西災民的遷入，并沒有給河南帶來什么利益，反而給河南西北幾個縣帶來了不少治安問題，因此河南百姓的意見很大。

不過這些百姓的意見不是針對朝廷的糧食管制，而是完全針對陜西難民的遷入問題。畢竟這個時代各地最重的便是鄉土觀念，如果是本省其他地方受災，這幾個縣的百姓大約還能容忍災民帶來的不便。

但是如果災民來自于外省，他們便有些不滿了。河南西北幾縣本身就是比較窮困的山區，這些災民雖然是朝廷組織下遷移的，但是在遷移途中砍伐樹木取暖必然是免不了的。而這些樹木有不少便是有主之物，受到損失的物主對災民遷入陜西不滿，也就是正常現象了。

不過朝廷的糧食管制政策，同樣給河南的貧民帶去了些許好處，把往年冬日到新年的糧價給固定下來了。如此一來，他們今年冬天倒是少支出了一些借貸利息。

進入河南的學生們都非常的擔憂，河南境內的河南府、汝州、懷慶府加上開封府西面的幾個縣，現在已經涌入了七、八萬陜西災民，這還是他們眼下看到的。天知道開春之后，陜西還會不會有災民繼續前往河南。

這么多災民雖然在河南挨過了冬季，但是開春之后如果沒有田地可以耕種，他們在河南便成了流民。這么龐大的流民隊伍如果朝廷沒有辦法安置他們，恐怕河南就要糜爛了。

有幾個比較激進的學生甚至上書建議，應當把糧食管制政策再延續一年，并加強糧食搜集的力度。

這些學生的見聞被一一登在了大明時報上，年前還對那些上京申訴的河南士子抱有同情的京城百姓，頓時被這些刊登出來的見聞給轉變了態度。

他們之前對河南士子有多同情，那么現在便對這些士子有多鄙視，特別是大明時報在刊登這些見聞的時候，還不時的刊登了幾份這些上京士子家族在當地的惡行。

年前平淡下去的，對于河南事件的輿論，很快便再次發酵了起來。不過這次輿論不再是抱有對河南士紳的同情態度，而是帶著譏諷和鄙夷。

顯然在河南士子同京城的大學生之間，京城百姓更傾向于相信算是自己人的燕京大學學生們。這樣的局勢，顯然對于河南士紳不利起來了。

就連袁可立這位一向深受士林敬重的士大夫，也開始在輿論中漸漸加上了不好的風評。被一些人在私下議論成了，同魚肉鄉里的惡劣縉紳狼狽為奸的偽君子了。

被皇帝安頓在京城，安穩的度過了新年的河南士子們，忽然發覺自己成了京城百姓議論的對象，頓時開始變得不安了起來。雖然他們有心為自己辯解，但是以個人的聲音顯然是無法同有組織的輿論體系相抗衡的。

更何況，這些文章并不僅僅刊登在大明時報上，還有遍及京城茶樓的說書人每日的反復宣傳，很快這些河南士子便放棄了辯解。他們不是紛紛閉門不出，便是聚集在袁可立等河南籍官員的府上，想要求個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