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著一件雜花青袍公服的李昌時隨著郭允厚進入文華殿的院子時，他便感受到了路上相遇官員的注視。

顯然像他這樣品階且又不是官的官員，以往很少會被皇帝所召見，因此這些官員看到他跟在郭允厚身后，向著文華殿一路直行，都不覺有些意外。

低著頭看著郭允厚腳后跟平靜的行走的李昌時，對于這些官員的目光仿佛毫無感知，但是他行走間有些僵硬的步伐，卻泄露了他現在的內心顯然并不是看起來那么平靜。

李昌時是通州人，祖上是永樂年間從江西遷移到北京的，不久之后李家一位先祖便入了公門，李家也成為了世襲吏員的家族。

大明朝的吏員，是朝廷同百姓之間最為直接的聯系，朝廷頒發的各種政策都需要他們去一一執行，因此在普通百姓眼中，這些同他們經常接觸的吏員便代表著朝廷，而哪些高高在上難以接觸的官員，他們平日里只同士紳階層打交道，反而很少被百姓所關注。

正因為吏員所處的微妙地位，和百姓的普遍認知，使得這些吏員們可以隨意歪曲朝廷的政策，從而從百姓身上榨取利益。而他們自己則借著對于朝廷政策的熟悉，替自家或是親友免去各種應盡的義務。

不過大明朝的吏員雖然有著這些好處，但是在明初時，只要稍有資產的人家都不愿意讓家人擔任吏員，因為吏員的地位實在是太低。在洪武帝的規定下，吏員的地位同娼優相等，擔任吏員的人，連參與科舉的資格都沒有。

也就是說一旦某人入了吏途，除非有人幫助，否則基本就無法憑借自己的能力脫身。是以吏又被稱之為吏役。

明初的吏員來源，主要是官府僉充、罰充，由官府挑選五丁以上的人家，腿腳強健又會讀書寫字，且為務農之家的人員充任，或是舉人、生員因為犯錯而被罰。前者大約就要干上一輩子，而后者則還有機會脫離吏途。

到了現在，則吏員大多出自告納和官員點選，且大多數只有一個吏員的名分，并沒有實際職務。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奇特的狀況，完全是在于，吏員雖然地位低下，但是他可以免去其他勞役。

鄉間有產之家，如果出不了一名讀書人，便會退而求其次，花錢買上一個吏員的身份，以保住家產。當然吏員之間也是要區分高下的，驛站的吏員最下，其次則為州縣，至于李昌時曾經擔任的六部吏員，則屬于高級吏員，隱形的權力比之偏遠之地的州縣縣令并不差上多少。

但是這種隱形的權力并不是可以拿出來炫耀的東西，而他們的身份也決定了，現在的職位差不多便已經算是到頭了，他們干的好未必有獎賞，但是干壞了一件事到有可能失去現在的職位。

這種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獎懶罰勤規則，自然是培養不出什么好人出來的。李昌時能夠在擔任吏員的期間，只收些陋規而沒有大肆**庫房內的物資，便已經從一干壞事的通州庫房官吏中脫穎而出了。

當然對于李昌時這種出身公門世家的吏員來說，庫房其他同僚那種明目張膽的**侵占庫房物資手段，他實在是看不上眼。對于家學淵博的他來說，這種撈錢的手段不僅風險太大，技術含量太低，而且所得大部分都要貢獻給上司，要是遇到戶部查庫，又要被拋出來頂罪，實在是太不劃算。

李家歷代擔任戶部管庫的一名吏員，在如何利用庫房物資獲取利益的手段上，早就形成了一整套隱秘而有效的手段。因此李昌時才能坦然的應對戶部的查賬，而庫房內也沒有短缺數目。

但是他沒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獲得了皇帝點名嘉獎，從一名吏員提拔成了一位戶部六品主事。李昌時的家族多年擔任吏員，就連戶部庫吏也擔任了快有4代人了。可以說家資極為豐厚，如果不是顧及到自家的身份，他家能夠買下的田產絕不會遜色于通州寥寥幾名最大的地主。

現年38歲的李昌時，正處于人生最為精力旺盛的時節。他平日里并無其他愛好，只是喜歡研究些數學問題。這也是因為，李家祖上制定了嚴苛的家規，不許自家子弟沾染賭、嫖之類的惡習，但是可以把學習數學作為個人愛好。

李家祖上擔任吏員時親眼看到過，不少大戶人家的子弟，都是先被同僚引誘染上了這等惡習之后，便開始步入圈套，最終弄得家門衰敗。而同僚好于此道者，也同樣沒什么好下場，因此便給家人留下了這條家規。

而至于把數學當做個人愛好，則是因為作為一名吏員不能不掌握數學，否則自己管理的賬目錢糧一旦出現了漏洞，便是破家之禍。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李昌時大約將會作為一名做事中規中矩的吏員，同自己的父輩一樣安安穩穩的度過自己的人生，如果沒有后金入關的意外發生的話。

不過崇禎元年的戶部通州庫房案件，打破了他平靜的生活，讓他從一個平庸生活中陡然跳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