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對王承恩交代了關于大明時報社的事之后，就拿起筆筒內削好的鉛筆準備寫一篇，關于劉宗周今天上疏后，他借題發揮的以仁義治國的文章。

自從改進了油墨印刷術、發明了鉛筆和黑板之后，朱由檢又費了好大的力氣，和宮廷內的工匠們利用石墨和黏土，加上木制的外殼制作出了鉛筆。

對于朱由檢來說也許寫毛筆字是一種享受，但是對于蘇長青來說，寫毛筆字陶冶下性情是不錯，但是要用毛筆來批改奏折和寫文章，那種效率實在是太低下了些。

如果不是制作鋼筆現在還有難度，而鵝毛蘸水筆寫作又過于不便，他還真不愿意用這種不純的石墨制作出來的劣質鉛筆。后世所用的鉛筆，使用的都是純度很高的石墨和黏土制作而成，所以使用起來很方便。

但是在大明可沒人幫他提純石墨，含有雜質的石墨和黏土制作的鉛筆，常常寫不出字來。最后還是一名小太監靈機一動，把石墨先水洗，去除雜質然后再混合黏土制作筆芯，這才勉強制作出了質量穩定的鉛筆。

有了鉛筆之后，朱由檢批閱奏折的速度比過去快了三倍，這才讓他有時間分心做其他事務去。

不過當朱由檢拿筆在手的時候，卻對著面前的白紙楞住了。他想說的話很多，但是現在卻發覺不知道如何開頭才行。大明時報的創刊詞，原本是一篇關于推廣義務教育的文章，其內容大約是今日大明內憂外患，而帝國臣民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想要解決這樣的困境，光靠朝廷選賢任能，等待清官能吏去解救百姓是不行的。

唯有帝國臣民上下一心，共同對敵，則大明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如何讓帝國臣民上下一心，首在于開化人心，只有大明百姓明白了朝廷頒發的政策內容和作用，才不至于被貪官污吏所欺瞞，被迫繳納除了國家正稅之外不應該繳納的稅賦。

而只有大明百姓接受了教育，才能做到開化人心。而人心既然開化，則貪官污吏才會有所畏懼，不會像今天這般橫行無忌的搜刮百姓。

朱由檢雖然揀選了這篇文章作為創刊詞，但是他心里始終覺得這篇文章似乎氣勢有些薄弱，不足以震撼人心。

直到今天上朝時，劉宗周讀了他的上疏。朱由檢借題發揮之余，猛然發覺這仁義治國四字，用來作為大明時報的創刊詞，比這篇義務教育的文章要有氣勢的多。

大明治國之本講的是仁孝，而朱由檢改動了一字，變為了仁義。所謂仁孝，無非是說君王對待臣民要有仁心，而臣民對待君父要忠孝。

仁孝二字正是封建倫常發展到最高階段的表現，在這兩字的下面，代表著君王和臣民之間是父和子的關系。這代表著君王做什么都是正確的，而臣民有任何反抗都是有違倫常秩序，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希望塑造的大明。

當然到了嘉靖之后，文官勢力的膨脹，官員們都把面折君王，當做了敢極諫的做秀活動了。仁孝二字在這些文官嘴里只剩下了要求君王的仁字，而孝卻變成了對官員為父母守孝的道德規范了。

講究仁孝對于一個家天下的封建王朝，自然是最大的政治正確。因為人人常說忠臣孝子，你對父母都不孝順，如何做到對君王的忠誠呢？

但是對于想要改變大明危局的朱由檢來說，仁孝就是他推行改革最大的障礙。因為仁孝最大的作用，就是要求服從。下位者對上位者的服從，奴婢對主人的服從，平民對于官員的服從，年幼者對年長者的服從。

這種服從不是建立在真理和是非對錯上的服從，而是一種不分對錯，毫無獨立思考的服從。這種服從對于推進社會的進步毫無幫助，只能維持舊秩序和一成不變的生活而已。

但是想要用仁義取代仁孝，這個已經根植在大明士民心中200余年的觀念，就需要說清楚什么才叫仁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仁義這兩字早在千多年前，就被兩位儒家思想家解釋過了，雖然隨著歷史潮流的發展，有不少學者給仁義這兩字試圖重新進行解釋，但是始終沒人能超越這兩位儒家思想家給仁義定下的范鑄。

但是孔孟所的仁義并非是一個詞，而是兩個字。且孔孟對于仁義的解釋過于空泛，無法當做一定之規，在實際操作上不如仁孝二字更為直觀。

以仁義取代仁孝從大義上來說，并無不妥。但是過于空泛化的仁義，只會讓大明士民把提倡仁義的朱由檢當做一個迂腐的書生君王了，這可不是什么好事。

朱由檢皺著眉頭，遲遲不能落筆。直到他猛然想到了一句話，共和國建立時最為振奮人心的有兩句話，一句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另一句是“為人民服務”。

讓朱由檢猛然心動的，正是后面那句。還有什么比這更直觀的仁義呢？在人民的眼中，這正是最為簡單而直白的對這個共和國的寫照。而在朱由檢看來，這正是孔孟兩位思想家所倡導的仁義，最為全面而深刻的重新闡述。

思緒一定，朱由檢的心頓時安定了下來。也許他的文字缺乏華麗的詞句，但是有了這個主題思想，這篇文章也就成了蘇長青穿越以來，寫的最有感情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