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承宗畢竟是一個實干家，對于崇禎提出來的這種實質性問題，他無法回避，也不愿意回避。而韓爌等人道德文章大約寫的是不錯的，但是遇到這種不能用經義解決的實際問題，也只能在邊上愛莫能助了。

看到孫承宗沉默下來，朱由檢趁機說道：“自古以來，朕從沒見過軍隊不經過訓練就能打勝仗的，現在遼東之地募兵已經占據了十之三四，但是真正經過訓練的又有幾人？

昔日戚少保平倭，還要練軍三年，而今日諸官卻只一味貪圖多募壯士，而不思訓練士兵，這樣的軍隊招募的再多，也不過是一群散沙游勇罷了，除了消耗軍餉，給東虜送人頭之外，還能有什么作為？

所謂守住城池就是勝利，簡直就是荒唐。難道我大明還能把所有的農田都圍在城墻之內嗎？沒有了農人下田耕種，士兵吃什么？用什么？他們的軍餉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

一群虎狼多招募一些倒也罷了，招募一群綿羊回來，這是嫌東虜吃的不夠盡興嗎？”

文震孟聽到這里有些不服氣了，他忽的站出來勸諫道：“我大明官軍乃是仁義之師，焉能像東虜學習，成為一群虎狼，陛下此實在有違圣賢之道，臣請陛下慎思之，謹之。”

朱由檢奇怪的看著文震孟說道：“文卿是想朕做宋襄公嗎？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宋襄公對敵人倒是挺講仁義，然而宋亡之后，敵人對宋人講仁義了嗎？對大明的敵人講仁義就是對大明百姓的暴虐，文卿難道不明白嗎？”

劉宗周對于文震孟被崇禎詰問的無以對的場面，視若未睹。孫承宗卻不能看著為自己解圍的文震孟陷入困境之中，他不由出聲詢問道：“然則以陛下之意，究竟是要如何呢？”

朱由檢看著孫承宗說道：“無他，精簡兵力，裁汰老弱，凡是為國捐軀和負傷的將士們，都應該得到朝廷的照顧。”

稍稍停頓了一下后，他繼續說道：“衛所制度實行兩百余年，到了今天，既不能抵抗外敵，又不能安靖地方，遼東戰場用募兵為主力，而平定奢安之亂用的是土司兵，可見大明軍制已經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朕預建立一支新軍，以衛京師。孫先生久在軍中，嫻熟于軍務，朕想請孫先生來籌建這支新軍。”

孫承宗已經都是軍制改革的倡議者，他擔任兵部尚書時曾經向天啟上疏，歷數軍中各種弊政，想要推行軍事改革。他在疏中說道：(1)明軍“兵多不練，餉多不核”。(2)“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邊，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3)“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認為“將從中御”不妥。因此，他主張“今天下當重將權。選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

在天啟的支持下，孫承宗在遼東開始了他的試行軍制改革。可惜他的眼光并沒有超出時代的局限性，他的重將權，結果卻造就了遼東將門這個奇葩的軍事集團。

簡單來說，孫承宗的軍事改革就和曾國藩的建軍思想差不多，但是在軍隊實際建設上，孫卻遠遠不如曾國藩切近實際。

孫承宗依靠的建軍對象是遼東將門，他希望把這些將門扶植成為大明的邊境屏障，但是最后就連他自己，都無法隨心所欲的指揮這些軍閥化的武人集團。

而曾國藩卻依靠儒生作為下級軍官，以鄉黨為紐帶，以保衛名教為旗幟，自始至終都把湘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心上。湘軍是曾家軍，但是關寧軍卻不是孫家軍。

所以湘軍可以撲滅太平天國，弄出一個同治中興的局面出來。而關寧軍最后卻做了滿清的走狗，成了覆滅大明的罪魁禍首。

孫承宗當初因為柳河之敗而自請罷官回鄉，未嘗不是看出了關寧軍色厲內荏的本質。耗盡千萬帑金訓練出來的關寧軍，居然不敢和后金軍對陣，反而拖自己人的后腿。孫承宗心灰意冷之下，終于上疏求去。

經歷過遼東之事后，孫承宗也明白了手上有一只可以信任的的軍隊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崇禎向他提出建立新軍時，他只是躊躇了片刻，就拋棄了和韓爌的約定，放棄了爭取薊遼督師一職。

孫承宗的倒戈，讓韓爌等東林黨人頓時吃了一個啞巴虧，而劉宗周也很旗幟鮮明的支持，崇禎提出的精兵、實兵之策，在劉宗周看來，一切能節約朝廷支出的政策都是好事。

孫承宗接受了組建新軍的任命，馬上就向崇禎詢問道：“那么請問陛下，新軍的兵員從何招募，軍餉如何解決，將官從何處調撥？”

崇禎不動聲色的回答道：“正所謂將為軍之膽，想要練軍首先就要培養將官，一只軍隊沒有敢打仗，會打仗的將官，又怎么會有敢于上戰場的士兵。籌集新軍不急，當務之急是先訓練出一批帶兵的將官。

我大明雖有武學、武舉，但是這些人基本上不過是一群街頭會打架斗毆的平常人罷了。讓這些毫無軍事經驗的人上戰場帶兵，就是對士兵最大的不負責任。

因此朕打算廢除武舉制度，改以將官培訓學校來培訓帶兵的將官，從將官學校的生源以立功將士、有志于從軍的平民、世襲的衛所軍官為來源。今后凡是沒能從將官培訓學校畢業的衛所軍官子弟，一律不得繼承官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