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默然注視著這些朝臣們喧囂的進諫，直到他們的聲音漸漸平息下去之后，才開口說道：“既然諸卿以為，大明律法不可修改，那么朕也愿意做出讓步。

不過大明律法之中關(guān)于死刑的法律太多，也太為苛刻，實在是有違大明仁義治國的大道。朕以為關(guān)于這部分刑罰應(yīng)當做出修訂，減少死刑的種類，及死刑的方式。

朕以為，人的生命只有一條，剝奪了他活下去的權(quán)力，已經(jīng)是最大的懲罰。再加以凌遲、腰斬、車裂、剝皮等酷刑，已經(jīng)毫無意義，除了讓犯人臨死之前多受些苦楚之外，朝廷能得到什么？”

刑部尚書薛貞不得不為這些刑罰辯解道：“這些刑罰乃是祖宗為了震懾不法之徒而設(shè)，陛下改之，恐怕日后天下奸邪之輩失去畏懼，作奸犯科橫行不法啊。”

對于死刑的更改，除了薛貞之外，只有寥寥無幾的官員表示反對。

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死刑方式過于酷烈，他們本身就有所不忍。另一方面則是，好多死刑都是和這些官員的行為息息相關(guān)，雖然現(xiàn)在因為法制松弛，大家都刻意的忘卻了這些法律條文，選擇了較輕的律法治理刑獄。

但是這不過是官場之中的潛規(guī)則，若是皇帝或是政敵，非要引用這些酷刑作為懲罰，那么他們同樣也無法阻攔。

“太祖開國到今天，也沒看到作奸犯科之徒少了多少，反而今天的死刑犯人，要比百年之前多了許多輩，可見酷刑并不能阻止百姓犯罪。

朕以為，能防止百姓犯罪的，一要讓百姓吃飽飯，二則是看地方官的教化之力，而不在于嚴刑峻法。”

朱由檢的說法，大得劉宗周的稱贊。他認為皇帝的說法，正是合乎了圣人的心意。

有了劉宗周的支持，朱由檢的修改關(guān)于死刑律法條文的提議，終于還是在朝會上通過了。

東林黨人一致推薦，精通經(jīng)學(xué)及刑名之學(xué)的原南京戶部尚書袁可立。主持修訂死刑律法的工作。為了回報東林黨人的支持，朱由檢照準了。

隨后朝會也因為將近午時而解散了，朝會散去時，提心吊膽了一個上午的，浙江道監(jiān)察御史姚士恒總算是松了一口氣。

他酒醒之后，就隱約想起了自己酒醉時寫的辭官疏，頓時就后悔不迭的去找同僚毛羽健。

但是卻被告知，上疏已經(jīng)被遞交給了通政司去了。姚士恒只能失魂落魄的回去了，由于害怕被妻子責(zé)罵，他還不敢告訴她實情。

好不容易當上了號稱清流的御史，卻因為一場酒醉而辭去了，姚士恒就不提有多傷心了。

最讓他煩惱的是，他辭官疏中彈劾勛貴的話語，無疑是得罪了陽武侯。

他要還是御史自然不必害怕這些外強中干的勛貴們，但是離職回鄉(xiāng)閑居，還要去得罪勛貴，那可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因此這幾日讓他過的有度日如年的感覺，而今日朝會更是不安了一個上午。深恐下一刻，崇禎就會把自己的辭官疏拿出來公之于眾。

等待了一個上午，都沒有什么動靜。這讓他安心了一些。也給他心里增添了一些僥幸，以為皇帝壓根就沒看到他的上疏。

當姚士恒喜憂參半的隨著人流向著宮外走去之時，一艘荷蘭夾板船正向著天津航行而來。按照歐洲的稱呼方式，這是一艘150噸排水量的小型蓋倫船。

在這艘船的船長室內(nèi)，彼得.納茨正憂心忡忡的看著眼前桌子上固定的東亞海圖。

作為第三任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殖民的臺灣長官，為了彌補臺灣商館的赤字，和提升臺灣商館在巴達維亞總督心中的地位。

他上任之后，就頒發(fā)了對日本商人增收一成的貨物輸出稅收。但是他沒預(yù)料到，日本商人隨之而來的激烈反抗。

而和荒蕪的臺灣相比，巴達維亞的荷蘭殖民當局，顯然更為看重，為東印度公司帶來了大量貿(mào)易利潤的荷日貿(mào)易航線。

濱田彌兵衛(wèi)和他爆發(fā)矛盾之后，回到日本試圖煽動幕府斷絕日荷貿(mào)易的行動，頓時讓彼得.納茨驚慌不已。

彼得.納茨很清楚，如果因為他的行為破壞了日荷貿(mào)易，而導(dǎo)致公司遭受巨大損失的話，董事會一定會命令巴達維亞總督對他進行處罰。

為此，他不得不在7月份趕往日本，希望能同幕府解開這個誤會。但是在濱田彌兵衛(wèi)作梗下，他和幕府的和談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