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過工業革命歷史的蘇長青很清楚，工業革命的本質首先是能源上的變革，而推動能源變革前進的動力，來源于棉紡織業的發展。

衣食住行是人類在生活上的基本需要，而為什么是棉紡織業而不是其他產業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展，這自然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

相比起其他三樣基本需求，在農業時代的人類，大約唯有對于衣物的需求才是永無止境的。

而在這個小冰河時代，作為御寒的衣物更是大大增加了需求。朱由檢想要推動的第一個工業化產業，自然就是棉紡織業。

對于大明紡織業的現狀，朱由檢唯一有所了解的就是，北方山東、河南兩地棉花種植較為出名，而蘇松地區則以紡織業而聞名天下。

而出生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的徐光啟，對于松江一帶的絲紡織和棉紡織了解的就比較深刻了。

在徐光啟的解釋下，朱由檢總算是了解了一個大概。蘇松一帶的地區，雖然已經出現了脫離農業專門紡織的織戶，但是還沒有出現真正的工廠主，不過軋棉、紡紗、紡織三個專業已經分離了。

專門紡織的織戶最多，大概分為三個等級，最高一等的叫做領織，有一定的本錢或是本身就有大塊的棉花田，家里也有一、二十張織機。除了自家紡織之外，還兼做織戶和商人之間的中人。

二等的織戶只有小塊的棉花田，他們一般織完了自家產出的棉花之后，再從市場上購買棉花紡織。

最底層的紡織戶已經和后世的工人差不多了，靠出賣勞力為生。他們不是到領織戶那里上工，就是從領織戶那里領取棉花帶回家紡織，進行來料加工的工作。

和后世工人有所不同的是，這些出賣勞力的底層織戶，不僅沒有任何的保障，而且也沒有固定的雇傭時間。徐光啟如此描述道：“…這等織戶最為可憐，家中向無積蓄，手停即口停，若是三、二日不得上工，則全家就要挨餓。”

而松江布又分為粗布和細布，粗布也就是所謂的闊白棉布即標布，以布匹的寬幅大小作為衡量價格的標準，朝廷征稅時每匹標布折銀三錢。

細布為闊白三梭布，以制作工藝精細程度為衡量價格的標準。朝廷征稅時每匹折銀六錢一分。

蘇松兩府因為紡織業發達，也因此每年要向京庫解運一定數量的官布，其中蘇州府一年就要上繳布匹19萬匹。也因此蘇松兩府出現了，不亞于白糧之役的布解之役。

蘇松兩府的布解之役原本都是民解**，但是蘇州府因為士紳勢力較大，最終改成了官運。而松江府卻沒有這么好的運氣改變，依然還是保持著**。

從解戶領取庫銀到購買布匹上京，其中的布匹包裝搬運的費用大約每匹要花費一錢。而運輸過程中，要接受沿途的小吏盤剝，加上入庫時中官的索賄，這些費用稱之為常例，都要解戶自己負擔，每匹花費不止2、3錢。

如果布匹被退，重復解進，數年不能完役，那么每匹布解戶要賠5、6錢之多。因此布解之役是徭役之中最重者，一旦被攤派上，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場。

和白糧之役一樣，布解之役同樣被松江百姓視為上上之役。只不過布解之役的范圍因為只限于松江一府，所以影響沒有白糧之役這么大而已。

徐光啟之所以要給崇禎說的這么詳細，就是希望能夠借此勸說崇禎，把松江府的布解之役也從**改成官運，為家鄉父老減輕負擔。

朱由檢聽完了徐光啟對棉紡織業的介紹之后，思索了一會之后說道：“我怎么覺得，不管是**還是官運，都各有弊端呢？這個布解之役，**的弊端是，雖然能保證布匹在運輸過程中不受污染，但是百姓承擔的負擔太重。

而官運的弊端是，布匹常常因為運輸途中被污染而損耗，且吏胥常常會以低于市價的價格向商戶強購布匹，破壞了市場的正常運行。”

徐光啟沉默了一會之后，對著崇禎回復道：“可是陛下，就算是如此，這官解也要比民解，對小民的盤剝為輕啊。”

朱由檢突然提起了另一個問題，“這京庫一年收19萬匹布，主要是用于什么地方？”

徐光啟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每年京營及邊軍的衣服，宮中的用度，還有京城官吏的賞賜是為大宗。”

朱由檢隨即試探著問道：“既然如此，為什么不改成商解呢？而且如果直接給軍士發布匹，軍士還要再去裁剪衣服。就經濟上來說，其實并不劃算。

一來發給每個軍士的布料未必正好合適，不是不足，便是有余。二來布匹難以監管，容易被經手人從中苛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