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假期,下午四點,蔣嶠西離開了位于尖沙咀的學生的家,學生家長在他出門前問，明年年初的寒假是否還能過來上課：“她不喜歡奧數常規班和補習社的輔導老師,一定要我們請蔣老師明年繼續教她數學。”

蔣嶠西接過了薪水，揣進兜里，抱歉道：“我之后沒有時間了。”

他的聲音里慣有一種低低的磁性，語氣也輕,透著冷,而這冷又是溫和的，是叫人很難挑剔的。

好像他這人只不過天生情感比較稀薄，才使人無法繼續與他繼續拉近距離,他并不冷漠，只是有點優等生的傲氣。從他自己一個人時的模樣來看，怎么都不像一個家境不好,只能出賣時間做家教打工的港大生。

蔣嶠西背了個書包，手里提著一兜學生家長臨別時送給他的糖心蘋果。他坐上荃灣線,一群曲棍球社的大學生坐到他旁邊的空座位上。當列車行過長長的隧道，蔣嶠西望向了窗外，卻看不到什么,只能聽到同齡人在身邊笑。

下車了,蔣嶠西從手中袋子里拿了兩顆蘋果出來，塞進書包里。太古廣場站滿是游客，他經過身邊擁堵的購物人潮,前往巴士站。

游客手里提的紙袋是紅色，從chanel到salvatore。

蔣嶠西提著那兜蘋果坐上了城巴。他低頭看了眼腕表上的時間，從書包里拿出幾張訂好的ppt，這是他之前因為打工缺課的講義。十幾分鐘，他看完了，把講義收起來。他站起來快速下車。

快三年了，三年，蔣嶠西天天走進醫院病房樓的大門。走廊里，幾個小孩子正在嘻嘻哈哈地奔跑玩耍。蔣嶠西停在病房門口，正好看到護工在給堂哥翻身叩背。堂嫂見他來了，放下盆子，蔣嶠西把蘋果遞給她，蔣嶠西轉頭看了一眼隔壁空蕩蕩的床位：“他們走了？”

“被小兒子接回家看護去了。”堂嫂說。

趁堂嫂在屋里忙碌的功夫，蔣嶠西去結賬了。醫院規定每五天結賬一次，單據打出來，房費、針藥費、檢查費、治療費……每一項都細細羅列得非常清楚，蔣嶠西低頭粗略檢查過了，他解下書包，拿出錢夾，把里面的現金掏出來付賬。

等回到病房，蔣嶠西把褲兜里剛剛拿到手的一筆薪水放在堂哥病床的桌前，用盛著冰毛巾的飯盒壓住。他手扶在病床邊的架子上，問：“哥，你今天心情好嗎？”

堂哥已經結束了這個時段的翻身叩背，他仰躺著，口鼻連接著飼喂管、氧氣管，他的身體瘦骨嶙峋，讓病服凹陷下去，他的臉頰也是凹陷的，不過才三十六歲，昔日的銀行家頭發花白、稀疏，應該理發了。

他一雙眼睛睜著，眼窩深陷，眼珠濕潤得厲害。他的目光挪過來，聚焦在蔣嶠西臉上。他把眼緩緩慢慢地，朝他眨了一下。

蔣嶠西伸手去握堂哥的手，近三年的臥床讓這個男人的手背皮膚松弛得如同褶皺的宣紙。手關節也是軟的，在蔣嶠西手里，沒有力量。小時候，這雙手常在體面的襯衫袖口外面握住方向盤，那時候堂哥讀大四，他每天興奮地離開中環，開車去接小他十六歲的蔣嶠西放學回家。堂哥高高地坐在駕駛座上，他眉飛色舞地對蔣嶠西描述著那么多，顧不上小堂弟其實是連一句都聽不懂的。蔣嶠西只是看著他，望著夕陽在車前窗留下的金色圓弧，那一幕的印象過于深了，蔣嶠西很多年后還有這樣的印象：我也要成為像堂哥一樣的人。

蔣嶠西坐在病房外頭的長椅上，拆開書包里頭的文件夾，低頭繼續看ppt。堂嫂回來了，拿洗好的蘋果遞給他。蔣嶠西擰開水杯，去接滿了水，他用筆在紙上記一些內容。堂嫂又過來了，要把床頭那疊錢還給他。

“我用不著。”蔣嶠西抬頭看著她。

“你是大學生正是花錢的時候，你怎么會用不著——”堂嫂皺眉道。

蔣嶠西說：“用到我再找你拿。”

堂嫂說：“你不會自己記賬？”

蔣嶠西理所當然道：“不會。”

堂嫂苦笑起來了，昔日美麗的眼尾早已有了皺紋：“那你應該快去約會，快找個女朋友幫你管錢，這么帥的弟弟怎么還是單身漢。”她要把錢塞到蔣嶠西的書包里。

蔣嶠西說：“等我找著了再問你要，你先幫我存起來。”

剛剛出事的時候，堂哥被他的前同事火速送進了醫院，堂哥一家人本來就在股票市場損失了千萬，又背上了債務。那日子是火上澆油，沒有盡頭。2009年的除夕夜，堂嫂帶著孩子與兩個老人搬家躲債，蔣嶠西自己在醫院病房，陪著還沒有蘇醒的堂哥。電視機里在放中國大陸的春節聯歡晚會，蔣嶠西記得那是個小品，關于北京奧運的，他把電視靜音了，他知道堂兄也聽不到。

醫院里總有其他病人和家屬來來去去。他們有時崩潰，有時跪在地上痛哭，對醫生求情。蔣嶠西聽到了，他抬起頭來，看著他們，過會兒又低頭繼續學他的書。

走的時候蔣嶠西對堂嫂說：“我再過一兩個月去面試。”

堂嫂問：“你申了哪一家？”

蔣嶠西說：“都去試試。”

堂嫂說：“你的西服一直好好放在你哥衣櫥里，我回去給你熨一熨。”

蔣嶠西走回到堂哥床前。

這里的大夫曾說，堂哥的生命可能維持不到三年。

今年已經是第三年了。

蔣嶠西握了一下堂哥仍動不了的手。“明天再見啊哥。”他用廣東話說道。堂哥雖然沒說話，但一雙眼睛定定地望著他，就像這么多年來，他在電話那端給予他的堅定回應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