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珍強作鎮定道：“脫漏三句而已，有何稀奇？”

王揚哦了一聲：“那這么說來，《三統歷》引《畢命豐刑篇》：‘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而如今的《古文尚書》卻沒有這十六個字，想來又是沒有什么稀奇的脫漏嘍？”

徐伯珍頓時語塞。

臺下一個儒生突然激憤叫道：“說不定是《三統歷》引的《尚書》是假的！”

王揚揮扇而問：“你知道《三統歷》是誰寫的嗎？”

儒生不能答，另一位學者站起，語氣不善說道：“是西漢劉歆，那又如何？”

“劉歆與其父劉向共通校訂秘府藏書，所編藏書目錄《別錄》中明確記載有‘《尚書》五十八篇’，此方為真《古文尚書》！劉歆又力主立《古文尚書》為學官！劉歆為西漢大學者，難道他見的版本是錯的，反而在三百年之后，梅賾的版本才是對的？”

王揚說完看向沈驎士：“先生方才說‘晚出書不足據也’，那我請問先生，劉歆所見《尚書》，與梅賾所見《尚書》，到底何者為晚出？”

沈驎士張口結舌，不知出何以對！

西面座中，又有一學士抗聲辯道：“王公子方才所舉皆漢時征引之例，漢承秦焚書之后，古書殘缺，如何可信？”

王揚笑了笑：

“漢在秦后，古書殘缺尚不可信，那么晉在秦漢之后，殘缺更甚，豈非更不可信？你說我舉的都是漢代的例子，好，那我便引先秦書為證。《墨子·尚通》載《古文尚書·大誓篇》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也，發罪鈞。’今本《古文尚書》則無此句。難道墨子見的《古文尚書》也不可信嗎？”

座中專攻《古文尚書》的一眾儒生，見王揚對答如流，毫無遲滯，盡皆失色！

柳憕更是如墜寒潭之中！

“今本《古文尚書》為偽，其證甚多！”

“其一、據《漢書·藝文志》及《楚元王傳》，漢時《古文尚書》比《今文尚書》多出十六篇，而今本《古文尚書》比《今文尚書》則多出二十五篇，此為篇數之異。”

“其二、漢本《古文尚書》存有篇目之名《汩作》、《九共》、《典寶》，而今本《古文尚書》無此諸篇，此為篇名之異。”

“其三、東漢學者馬融所舉《尚書·太誓篇》未收之先秦文獻所引《太誓》五則逸文，今本《古文尚書》皆據馬融之說收入，卻不及馬融所未舉者。如之前說過的《墨子·尚通》引‘小人見奸巧’十三字，此為內容之異。”

“其四、《左傳·莊公八年》引《尚書·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后，魯莊公：‘德乃降。’三字。今本《古文尚書》竟將此三字作為大禹的講話收入！這是偽造者的紕漏處。”

“......”

在原來的歷史線上，關于《古文尚書》的疑點，直到宋代的“疑古思潮”興起后，才有人注意到，但仍然無法撼動《古文尚書》的權威地位。這種懷疑爭論持續六百多年，期間涌現出不少學人加以考證推理，卻始終不能廓清真相。

直到清代大學者閻若璩，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以沉潛三十余年之功，寫出《尚書古文疏證》一書，列舉《古文尚書》為偽作之證九十九條，使迷惑千年的《古文尚書》之偽，大明于世，遂成學界之定論！

閻若璩其功雖偉，但考證亦有不完善處。所以通時人毛奇齡撰《古文尚書冤詞》，專駁閻若璩的錯謬。后續又有不少學者或糾正、或補充的研究，終使《古文尚書》之偽成為定論。

而王揚則綜合了這些學者研究的精華，立論自然高屋建瓴，進退有據。

表面上，他是以一人之力駁倒全場《古文尚書》學者，實際他背后站著的是那些光耀千古的大學者們！

就像你帶著所有厲害的武林絕學，穿越到《天龍八部》，則雖喬峰、段譽不能抗。

正如黃健翔的解說一般：他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這就是即便王揚知道，那三個裁判會偏袒對方，可他仍然有底氣一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