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把女人畫成在梳頭的想法也是她，但隨后又把這

個想法歸功于畫家，簡單地說，這種想法在于不把

女人畫成擺好架子的樣子，而是畫她在日常生活中

不為人知的一個姿勢。我對他說：女人在梳頭、擦

臉、暖腳時，如果認為自己沒有被別人看到，就會

有許多有趣的動作，這些動作完全是達·芬奇畫中

的優雅！’但在這時，維爾迪蘭用一個示意動作指出，

這種憤怒的重新產生對他妻子這樣神經過敏的女人

來說是有害于健康的，斯萬見了就讓我去欣賞女主

人佩戴的黑珍珠項鏈，那珍珠項鏈是德·拉法耶特

夫人的一個后裔賣掉的，據說是英格蘭的亨利埃特

送給德·拉法耶特夫人的，在她買下的時候珍珠是

雪白的，后來因一場火災而燒黑了，火災燒毀了維

爾迪蘭一家居住的部分房屋，當時他們住在一條街

上，街名我已經想不起來了，在那場火災后找到了

放置這些珍珠的首飾匣，但珍珠已變得烏黑。‘我見

過德·拉法耶特夫人佩戴這些珍珠的肖像，是的，確

實是它們的肖像，’斯萬強調地說，他面前的賓客們

驚訝得叫出聲來，‘它們真正的肖像，是蓋爾芒特公

爵收藏的。’據斯萬宣稱，這是舉世無雙的藏品，我

應該去看看，這個藏品是著名的公爵從他姑母德·

博澤讓夫人那里繼承的遺產，因為公爵是德·博澤

讓夫人最喜歡的侄子，德·博澤讓夫人則是從德·

維爾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和漢諾威親王夫人的妹妹德

·阿絲費爾德夫人那里得到這件藏品的，過去我弟

弟和我在德·阿絲費爾德夫人家里很喜歡名叫巴贊

的可愛孩子的面龐，而巴贊正是公爵的名字。這時，

戈達爾大夫機靈地重談珍珠的故事，這種機靈表明

他是高雅之士，他告訴我們，這種災禍會使人腦變

質，同人們在無生命物質中看到的變質完全相同，并

以一種比許多醫生更富有哲理的方式，列舉了維爾

迪蘭夫人的隨身男仆，男仆在這場可怕的火災中險

些喪生，火災后他判若兩人，連筆跡也完全變了，他

寫信給當時在諾曼底的主人，向他們稟報這件事，主

人收到他寫的第一封信，還以為是愛開玩笑的人設

下的圈套。不僅是筆跡完全變了，據戈達爾說，男

仆過去很少喝酒，現在卻喝得爛醉，令人厭惡，所

以維爾迪蘭夫人只得把他辭退。在女主人優雅的示

意下，這種有啟發性的論述從餐廳轉入威尼斯式的

吸煙室，在吸煙室里，戈達爾對我們說，他曾經親

眼看到真正的雙重人格，并對我們例舉了他的一個

病人的病例，他友好地表示愿把這個病人帶到我的

家里，并說他只要觸及病人的太陽穴，就可以喚起

病人的第二種生活，病人在第二種生活中記不起第

一種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他在第二種生活中是一個

十分正派的人，在第一種生活中卻多次因偷竊而被

捕，完全是一個令人厭惡的壞蛋。這時，維爾迪蘭

夫人敏銳地指出，醫學可以為戲劇提供更為真實的

題材，戲劇中復雜情節的滑稽可笑，可以建立在病

理學方面誤解的基礎上，這樣談來談去，就引出了

戈達爾夫人的話，她說，有一個完全相同的題材，曾

被一個故事員所利用，這個故事員是他的孩子們在

夜晚最喜歡的人，就是蘇格蘭人斯蒂文森，這個姓

使斯萬的嘴里作出不容置辯的肯定：‘斯蒂文森可是

個十足的大作家，我敢向您擔保，德·龔古爾先生，

一位十分偉大的作家，可以和那些最偉大的作家相

提并論。’在我們抽煙的大廳里，我對來自貝爾尼

尼建造的老宮殿的用盾形紋章裝飾的藻井平頂贊

嘆不已，但同時又對有一個淺口盆被我們的哈瓦那

雪茄煙煙灰逐漸熏黑感到遺憾，斯萬聽后說，那些

曾屬于拿破侖一世的書籍上也有類似的污跡，雖說

公爵持反波拿巴主義的觀點。這時，戈達爾顯示出

他對任何事物都有真知灼見，他說，這些污跡完全

不是來自這個——‘這個，完全不是，’他權威般地

強調道——，而是來自他手里總是拿著甘草片的習

慣，即使在戰場上也是如此，他吃甘草片是為了止

住肝痛。‘因為他有肝病，他就是因肝病而去世的，’

醫生總結道。”——

貝爾尼尼（598—80），十七世紀意大利雕刻家、建筑設計家、畫家，創立巴羅克雕刻藝術風格并加以充分發揮。

我就讀到這里，因為我第二天就要起程，另外，這時已是另一個主人召喚我的時刻，我們每天都用一半的時間來為這個主人效勞。他強加于我們的任務，我們是閉著眼睛去完成的。每天早晨，他把我們交還給我們另一個主人，因為他知道，不這樣做我們就不會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務。當我們的靈魂重新睜開眼睛的時候，極想知道我們在主人那兒干了些什么，但主人先讓自己的奴隸們躺下，然后吩咐他們迅速干活，那些最機靈的奴隸剛干完活，就想要偷偷摸摸地觀看。但是，睡意趕在他們的前頭，使他們想要看到的東西痕跡全無。這么多世紀以來，我們對此還知之甚少。

因此，我就把《龔古爾兄弟日記》合上。文學的魅力！我真想再次見到戈達爾夫婦，向他們詢問關于埃爾斯蒂爾的許多細節，去觀看小敦刻爾克商店，如果這家商店還在的話，請求獲準參觀我曾進過晚餐的維爾迪蘭公館。但是，我模糊地感到心煩意亂。當然，我從未對自己隱瞞這點，就是我不善于傾聽，也不善于在別人在場的情況下觀察。一位老婦人沒有把任何珍珠項鏈展現在我的眼前，別人談論項鏈的話也沒有鉆進我的雙耳。然而，這些人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認識的，我經常同他們一起共進晚餐，這些人就是維爾迪蘭夫婦、蓋爾芒特公爵、戈達爾夫婦，他們中的每個人都使我感到平庸，就象這個巴贊使我外婆感到平庸一樣，她并不知道巴贊是德·博澤讓夫人最喜歡的侄子，是令人快樂的青年英雄，他們中的每個人都使我覺得乏味；我不覺回憶起他們每個人都充滿無數的俗氣……

但愿這一切變成夜空中的一個星宿！

我在離開當松維爾前夕所讀的那幾頁龔古爾兄弟日記，使我對文學產生了異議，但我決定把這些異議暫時擱在一邊。這個回憶錄作者作為個人所顯示的天真跡象是明顯的，即使把這一跡象擱置不顧，從各種觀點來看我也可以感到心安理得。首先，從我個人這方面來說，上面引述的日記使我十分痛苦地看到我對觀察和傾聽的無能，但這種無能并非整體性的。在我身上存在著一個比較善于觀察的人物，但這是個間歇性的人物，只有當好幾種物共有的某種普遍本質表現出來時，這個人物才恢復生命，因為這種本質是他的食糧和快樂。于是，這個人物就觀察和傾聽，但只是在一定的深度上，因此就觀察不到任何東西。幾何學家抽去了事物中可感知的性質，就只看到它們的線性基質，同樣，人們敘述的事被我遺忘，因為使我感到興趣的不是他們想說的事，而是他們敘述這些事的方式，因為它能顯示他們的性格或他們的可笑之處；或者確切地說，它是一種客體，一直是我尋求的主要目標，因為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共同點，賦予我一種特有的樂趣。只有當我看到它時，我的靈魂——在此以前，靈魂在沉睡，即使是處于我談話的表面活動之下也是如此，而生氣勃勃的談話使其他人無法看到精神的完全麻木——突然開始進行愉快的追逐，但是，它追逐的東西，例如維爾迪蘭沙龍在各個地點和時間中的同一性，位于深度一半的地方，即在超越表層的地方，在一個稍許凹進去一點的地帶。因此，人們表面的、可以模仿的魅力被我遺忘，是因為我無權注意它，猶如一個外科醫生，會在婦女光滑的腹部下面，看到正在體內折磨她的病痛。我到城里去赴晚宴是枉費功夫，我看不見那些賓客，因為當我自以為看到他們的時候，我就給他們拍x光照片。由此可見，當我把我在一次晚宴中能提出的對賓客們的看法匯集起來的時候，我用線條畫出的圖表現了一組心理學的規律，而賓客說話時所引起的興趣，在這些規律中幾乎不占任何地位。但是，既然我不認為那些肖像是這樣的，這是否會使我的肖像失去任何價值？如果一幅肖像在繪畫方面顯示出某些與體積、光線、運動有關的真相，這是否會使它必然比另一幅肖像遜色？這幅肖像畫的是同一個人，但和第一幅肖像毫無相同之處，在第一幅肖像里省略的無數細節，在第二幅肖像里細致入微地表現了出來，看了這幅肖像人們會得出結論，說模特兒是迷人的，而人們卻會認為第一幅肖像的模特兒是丑陋的，這點可能具有文獻上的乃至歷史上的重要性，卻不一定是藝術真諦。另外，一旦我不再獨自一人時，我因輕浮而產生取悅別人的愿望，希望在閑談時逗樂別人，而不是在傾聽別人談話時學到東西，除非我去社交界是為了詢問某個藝術問題或是曾在我腦中縈繞的某個因嫉妒而生的猜疑。但是，我無法看到某種閱讀未在我身上喚起對其**的東西，無法看到我事先沒有畫出其草圖、事后又想使其與實物進行對照的東西。有多少次，我清楚地知道這點，即使龔古爾的那段日記沒有把這點告訴我，我仍然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事物或人們上，而在事后，一位藝術家在我獨自一人時一旦把事物或人們的形象呈現在我的眼前，我就會不遠千里，冒著生命危險把這些事物或人們找回！于是，我的想象出發了，并且開始描繪。在前一年我看到后會打呵欠的東西，我現在卻事先欣賞，希望得到它，并焦慮地想道：“將來是否真的不能看到它？為此我愿付出任何代價！”當讀到描寫人們的文章時，即使這些人是社交界人士，被看作是“一個不再存在任何見證的社會的最后代表”，讀者也一定會大聲說道：“真想不到對一個如此微不足道的人，會談得這么多，會如此頌揚！如果我只看報刊雜志，如果我沒有看到他本人，我也會對沒有經歷此事而感到遺憾！”但是我在報上讀到這樣的文章時只是在心里想：“真倒霉，我當時關心的只是找到希爾貝特或阿爾貝蒂娜，所以沒有對這位先生多加注意！我把他看作是一個在社交界惹人厭煩的人，一個普通的配角，可他卻是一個人物！”我讀的那幾頁龔古爾日記，使我對這種傾向感到遺憾。因為我或許能從這幾頁日記中得出結論，認為生活教導我們要降低閱讀的價值，認為生活向我們表明，作家對我們吹噓的東西沒有很大的價值；但是，我也可以從中得出結論，認為與此相反，閱讀教導我們要提高生活的價值，這種價值我們過去未能予以重視，現在只是通過書籍才知道它有很大的價值。在必要時，我們就不會對自己不大喜歡一個凡德伊、一個貝戈特的社交圈子而感到難過。凡德伊過于靦腆的布爾喬亞主義，貝戈特無法忍受的缺點，乃至初期的埃爾斯蒂爾自命不凡的庸俗，都不能作出任何證明來否定他們，因為他們的天才是由他們的作品來顯示的。當他們還是我們弄錯，都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因為即使是回憶錄的作者弄錯了，也不能作出任何證明來否定產生這種天才的生活的價值——

因為《龔古爾兄弟日記》使我發現，他就是那位曾在維爾迪蘭夫婦家中對斯萬說出令人如此生氣的話的“迪施先生”。但是，哪一個有天才的人，在具有高雅的情趣之前（就象埃爾斯蒂爾過去經歷的那樣，但這種事現在十分罕見），沒有采用過他那幫藝術家惹人生氣的說話方式呢？例如，在巴爾扎克的書信里，不是充滿了那種斯萬情愿死去一千遍也不愿使用的粗俗詞語？然而，象斯萬那樣的高雅之士，沒有任何令人討厭的笑柄，卻可能寫不出《貝姨》和《都爾的本堂神甫》。——作者注。

這些希奇古怪的趣聞，是龔古爾日記取之不盡的素材，也是讀者獨自一人度過夜晚的消遣；我看到的這些趣聞是龔古爾的賓客們講給他聽的，作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體驗，我們真想透過日記的書頁去和他們結識，但對我來說，他們并沒有給我留下一點有趣的回憶，這并非完全無法解釋。龔古爾因這些趣聞引人注意而得出結論，認為趣聞的敘述者可能十分高雅，這種看法未免幼稚，因為平庸的人們也可能在生活中看到或聽到別人敘述有趣的事情，然后由他們來講述。龔古爾善于傾聽，就象他善于觀察一樣，而我卻不善于這樣做。另外，所有這些也需要一個一個地加以鑒定。德·蓋爾芒特先生當然沒有給我留下青春優雅的典范這樣的印象，就是我外婆生前非常想看到的典范，她當時向我推薦這種典范，并說德·博澤讓夫人在回憶錄中認為這是無法仿效的典范。但是，必須看到，巴贊當時才七歲，回憶錄的作者又是他的姑媽，而那些將在幾個月后離婚的丈夫，也會在你的面前對自己的妻子大為夸獎。圣伯夫最美的詩篇之一，是描寫一座噴泉前出現了才氣橫溢、婀娜多姿的小姑娘德·尚普拉特勒小姐，她當時還不滿十歲。盡管天才的詩人德·諾阿耶伯爵夫人對娘家姓尚普拉特勒的婆婆諾阿耶公爵夫人懷有溫柔的崇敬，但如果要她來描寫公爵夫人，她的描寫可能會同五十年前圣伯夫的描寫形成十分鮮明的對照——

德·尚普拉特勒小姐于897年當上安娜·德·諾阿耶的婆婆。她曾啟示圣伯夫寫過一首詩，題為《布瓦洛的噴泉，致莫萊伯爵夫人的書簡》，載《八月思想錄》。

更令人不安的，也許是介于這兩者之間的部分，就是那么一些人，對他們的傳說同對一則趣聞的記憶相比，含義更為豐富，另外人們也不會象對凡德伊、貝戈特這類人一樣，用他們的作品來評論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寫過作品：他們只是——使我們這些以為他們碌碌無為的人們非常驚訝的是——給了作品以啟示。博物館里的大廳能因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繪畫而使人對優美留下的，我要是不了解小資產階級，也許還會在繪畫前對它進行想象，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接近現實，并指望從它那兒了解到畫家的藝術中最珍貴的奧秘，這點他的畫沒有告訴我，但他筆下華麗而長得拖在地上的絲絨和花邊，是可以和提香最美的畫媲美的繪畫局部。如果我過去就意識到他不是才智橫溢、知識淵博、交際廣泛的人，而是善于象鏡子那樣來反映自己那種即使是平庸的生活的人，是成為貝戈特那樣的人（即使同時代的人們認為貝戈特的才智不如斯萬，博學不如布雷奧代），人們就更可以對藝術家的那些模特兒作出同樣的評價。能描繪一切的藝術家在展示美的時候，模特兒是由一些比他稍為富裕的人們充當的，而畫家的才能尚被埋沒，他的畫以五十法郎一張的價格出售，他在這些人家里所看到的是他在自己畫室里看不到的東西：一個用家具陳設的客廳，家具上蓋有古老的絲織品，客廳里裝有許多燈，還有漂亮的花卉、漂亮的水果、漂亮的裙子——這些人比較低微，或者說在真正高貴的人們看來顯得低微（高貴的人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但是正因為如此，這些人比那些貴族更能了解默默無聞的藝術家，賞識他，邀請他，購買他的畫，而貴族們則讓那些學院派畫家來為他們畫像，例如教皇和國家元首們就是這樣。對于后世來說，我們時代的一個優美的家庭和優美的服飾的詩意，與其說是在戈特為薩岡親王夫人或夏普蘭為拉羅什富科伯爵夫人畫的肖像之中，不如說是在雷諾所畫的出版商夏邦基埃的客廳之中，向我們展示了優美的偉大圖像的藝術家們，在一些人那兒收集到素材，這些人往往不是他們時代中最為風雅的人，而最為風雅的人也往往不請一個陌生的畫家來畫肖像，原因是他們無法在他的畫上看出他展示的美，這種美被掩蓋起來是由于一種具有過時的優美的公式化作品插在中間，這種作品在公眾眼中浮動，猶如病人以為眼前確實存在的那種主觀幻覺。但是，我過去認識的這些平庸的模特兒還對某些使我喜出望外的布局有過啟示，提過建議，他們之中的一個在畫中存在，不光是一個模特兒的存在，而且是人們愿意使他在自己畫中出現的一個朋友的存在，這就使我們自忖，我們是否對沒能結識所有這些人而感到遺憾，因為巴爾扎克在書中描繪了他們，或因欣賞他們而把自己的書題獻給他們，而圣伯夫或波德萊爾則用最美的詩來歌頌他們，特別是所有這些雷加米埃、蓬帕杜爾在我看來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這或者是因為我天生有病，我于是對自己有病而不能再去看望所有這些我過去不大重視的人們而感到狂怒，或者是因為她們只是依靠文學的虛幻魔法才享有盛譽，這就迫使人們有閱讀時更換辭典，并使我不再感到痛苦，我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隨時斷絕與社會的聯系，取消旅行和參觀博物館，以便去療養院進行治療。

這些想法有的會減少有的則增加我對自己沒有文學才能的惋惜，但是在漫長的歲月中，它們從未在我的腦中出現，在那些年里，我完全放棄了寫作的計劃，一心在遠離巴黎的一所療養院里治療，直至一九一六年初這所療養院無法找到醫務人員為止。我于是回到巴黎，這時的巴黎和我第一次回來時的巴黎相比已大不一樣，這點讀者馬上就會看到，那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我來巴黎是為了檢查病情，然后返回療養院。

一九一六年我重返巴黎后頭幾天的一個晚上，我想聽別人談論唯一使我感到興趣的事——戰爭，就在晚飯后出去看望維爾迪蘭夫人，因為她和邦當夫人一樣，是戰爭時期巴黎的王后之一，這戰爭時期令人想起督政府時期。就象接種了少量酵母后在表面上自然發生那樣，一些年輕的婦女整天戴著高高的圓柱形的頭巾，就象和達利安夫人同時代的女人那樣，她們出于公民的愛國心身穿十分短的裙子，外罩埃及人穿的、十分“戰爭”的深色直統長袍；她們腳穿用皮帶系的靴子，使人想起達爾馬所說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悲劇演員穿的厚底靴，或是高高的護腿套，使人想起我們親愛的戰士們的護腿套；她們說，這是因為她們沒有忘記自己應該使這些戰士一飽眼福，她們不但穿著寬松的衣裙，而且戴著首飾，用它們的裝飾題材使人想起軍隊，雖說它們的材料不是來自軍隊，也并非在軍隊里加工；不是使人想起出征埃及的埃及裝飾品，而是用炮彈碎片或七五炮的炮彈導帶制成的戒指或手鐲，用兩個英國銅板制成的打火機，一個軍人呆在防空壕里使銅板上生了漂亮的銅綠，上面的維多利亞女王側面像仿佛是皮薩內羅雕刻的；她們說，因為她們不斷想到這些，當一個軍人倒下了，她們就為他戴輕孝，說他“帶有豪氣”，這樣她們就戴上白色的英國紗帽（白紗帽給人留下極為優雅的印象，使人“產生各種各樣的希望”，對最后勝利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念），用緞子和平紋絲綢來代替過去的開司米，甚至保留她們的珍珠項鏈，“同時保持無須提請法國婦女注意的分寸和端莊”——

達利安夫人（773—835），督政府時期巴黎最著名的婦女之一，曾提倡復古的時裝。

盧浮宮和所有的博物館都已關閉，所以當人們看到報上一篇文章的標題是：“一個引起轟動的展覽會”時，人們就可以確信這不是一個繪畫展覽會，而是一個裙子展覽會，而且展覽的裙子是為了滿足“那些高尚的藝術情趣，即巴黎婦女過早失去的藝術情趣”。這樣，優雅和情趣重新復興，優雅沒有藝術，就竭力為自己辯護，如同一七九三年的藝術那樣，在那一年，在革命沙龍參展的藝術家們宣布，“當同盟國的歐洲包圍自由的國土時，我們卻在搞藝術，一些嚴肅的共和主義者”將會錯誤地感到“奇怪”。一九一六年的婦女時裝店老板就是這樣做的，他們還以自豪的藝術家的良心承認，“尋找新鮮的東西，排斥平庸的東西，顯示一種個性，為勝利作好準備，根據戰爭的要求為世世代代指出一種美的新格式，這就是使他們感到苦惱的雄心壯志，這就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當人們前來參觀他們美妙地設立在……街的沙龍時，人們就會看到這點，用鮮艷的色彩來消除當時沉悶的憂郁，看來是那些沙龍的口號，不過帶有當時的形勢所強加的審慎。”確實，“如果我們沒有這么多令人思索的勇敢和耐勞的高尚榜樣，當時的憂郁就可能戰勝婦女的毅力。我們的戰士在戰壕里希望留在家里的心上人更加舒適、更加妖艷，因此，當我們想到這些戰士時，我們不就是在設計符合當時要求的裙子這項工作中不斷進行越來越多的探求”。可以理解，“時髦的式樣主要由英國的商店創造，即協約國的商店創造，人們在今年酷愛酒桶裙，裙子自然、漂亮，使我們婦女都具有罕見優雅的有趣的小小特點。這場可悲的戰爭最令人滿意的后果之一，迷人的專欄作者補充道（人們以為他會說：是奪回失去的省份，民族感情的覺醒），這場可悲的戰爭最令人滿意的后果之一，將是在時裝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這種時裝上不亂加質次的裝飾物，顯得十分簡潔，就是用極少的東西創造出嫵媚的風采。人們現在所喜歡的，不是大服裝店制作成一式幾件的那種裙子，而是自己在家里制作的裙子，因為這些裙子能顯示每個人的個人思想、嗜好和傾向，”至于說到慈善，當她們想到因入侵而產生的一切苦難，想到這么多的殘廢者時，它自然會變得“更加靈活”，這使她們不得不坐在橋牌桌旁，在“茶會”里度過黃昏的時光，一面評論“前線”的新聞，在大門口則停著她們的汽車，汽車的座位上坐著一個漂亮的軍人，在和貴族的跟班以及戴高頭巾的女士們閑聊。另外，新鮮的不光是用古怪的圓柱形使臉部變長的頭巾，而且還有臉部本身。戴新帽子的女士是一些不知從哪里來的青年婦女，她們成為優雅的花朵，有的已有半年，有的已有兩年，有的已有四年。這些差別對于她們的重要性，如同我初入社交界時，蓋爾芒特和拉羅什富科這兩個家族對證實家族的歷史有三個世紀或四個世紀的重要性一樣。從一九一四年起就結識蓋爾芒特家族的女士，把一九一六年被介紹給這個家庭的女士看作是暴發戶，向她問好時活象一個享有亡夫遺產的寡婦，用單柄眼鏡盯著她看，并撅嘴表示，人們甚至還不能確切地知道這位女士是否已經結婚。“這一切都相當令人惡心，”一九一四年結識蓋爾芒特家族的女士總結道，她真希望蓋爾芒特家族結識新友的周期在她之后告一段落。這些新友在年輕人看來已十分陳舊，而對某些不僅僅出入上流社會的老人來說，這些人似曾相識，并非新友；這些人不僅為社交界提供在知己之間進行政治方面和音樂方面的談話這種社交界所允許的消遣，而且還必須由這些人來提供這種消遣，因為如果這些人是舊友——即使是新友也一樣——，要使事物顯得新奇，就必須要有新的名稱，在藝術上是如此，在醫學上、社交上也是如此。（另外，在某些事物上名稱確實是新的。例如，維爾迪蘭夫人在戰爭時期去了威尼斯，但是，猶如那些想對憂愁和感情避而不談的人們一樣，當她說這好極了的時候，她贊賞的既不是威尼斯、圣馬克教堂，也不是那些宮殿，那些曾使我十分喜歡的一切，她都不屑一顧，她贊賞的是探照燈在空中產生的效果，她對這些探照燈提供了以數字為依據的情況。這樣一代一代下去，在對至今仍被欣賞的藝術作出反對的反應時，重新產生了一種現實主義。）圣德費爾特的沙龍是一個變得陳舊的標簽，使用這個標簽，即使有最偉大的藝術家和最有勢力的部長在場，也不會吸引任何人。相反，人們為了傾聽這些藝術家的秘書或這些部長的辦公室副主任說一句話，卻會跑到戴頭巾的新女士們的家里，她們嘰嘰喳喳，蜂擁般飛到巴黎。第一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一位年輕、美貌的王后，名叫達利安夫人。第二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兩位年老、丑陋的王后，名叫維爾迪蘭夫人和邦當夫人。邦當夫人的丈夫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了被《巴黎回聲報》激烈批評的作用，誰還會對她毫不寬容呢？由于整個議會在一個時期中都主張修改憲法，主張維護社會秩序、容許宗教活動和進行軍事準備的黨派，就必定要在過去主張修改憲法的人們和過去的社會黨人中間發展自己的成員。要是在過去，人們會憎恨邦當先生，因為在那時，不愛國的名字叫做德雷福斯派。但是，這個名字很快被人遺忘，并被“三年服役法的反對派”這個名字所取代。相反，邦當先生卻是這個法案的制定者之一，因此他是個愛國者。在社交界（這個社會現象也只是對一個更為普遍的心理法案的實施），新鮮事物不管是否應受譴責，只有在未被理解、不具有令人放心的成分時才會引起恐懼，德雷福斯主義是如此，圣盧和奧黛特的女兒的婚姻也是如此，這個婚姻在起初曾使人們發出驚叫。現在，人們在圣盧夫婦的家里可以見到“人們認識的”所有人，希爾貝特即使有奧黛特那樣的生活作風，人們也會到那兒“去”，并贊成她象老太太那樣來指責未被理解的新道德。德雷福斯主義現在已被納入一系列體面而又習慣的事物。至于它本身的價值，是沒有人會去考慮的，現在贊成它時是這樣，過去指責它時也是這樣。它已不再shoig2。這就是必須做的一切。人們幾乎想不起自己曾經是這樣的人，就象過了一段時間之后，人們不再知道一個姑娘的父親是否當過小偷。在必要時，人們可以說：“不，您說的是連襟，或者是一個名字相同的人。但是，對他這個人，別人從未說過任何壞話。”同樣，過去一定有兩種不同的德雷福斯主義，去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家作客并使三年服役法獲得通過的人也不可能是壞人。不管怎樣，對任何罪孽都要寬恕。既然對德雷福斯主義已經忘卻，對德雷福斯派就更有理由忘卻。另外，政治已蕩然無存，因為人們想要站在政府一邊，一時間都成了德雷福斯派，即使是那些曾反對過德雷福斯主義這種令人反感的新事物的人們也是如此，他們當時（那時圣盧走上歧途）認為德雷福斯主義代表的是不愛國、不信教、無政府主義等等。因此，邦當先生的德雷福斯主義隱蔽而又合法，就象所有政治家的德雷福斯主義一樣，猶如皮下的骨頭隱而不見。任何人都不會記得他曾是德雷福斯派，因為社交界人士漫不經心、十分健忘，還因為現在離此事已有相當長的時間，這些人還假裝把這段時間看得比實際上更長，認為把戰前和戰爭時期相隔的時間說成是一段同地質時期一樣深、一樣長的時期，是最為時髦的想法之一，因此布里肖這個民族主義者每當影射德雷福斯案件時就說：“在這些史前時期”。（說實在的，戰爭引起的這種深刻變化，是同觸及的思想的價值成反比的，至少從某種程度起是如此。在下層，那些十足的傻瓜，那些只想尋歡作樂的人們對戰爭并不關心。但在上層，內心十分豐富的人們也很少考慮那些事件的重要性。對他們來說，深刻改變思想次序的，正是某種本身仿佛毫不重要的東西，這種東西使他們生活在另一個時代之中，從而顛倒了他們的時間次序。人們可以從受到它啟示的優美篇章中切實理解這點：蒙布瓦西埃公園中的鳥鳴，或是帶有木犀草氣味的微風，顯然沒有法國大革命和法蘭西第一帝國時期的重大事件影響大，但它們卻啟示了夏多布里昂，使他在《墓外回憶錄》中寫下價值要大無數倍的篇章。）同樣一些人說，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這兩個詞已不再具有意義，但如果有人對他們說，在幾個世紀之后，也許在更短的時間里，德國佬這個詞可能會象無套褲漢、朱安黨人或藍制服3這些詞一樣，只有使人感到好奇的價值，他們就會感到驚訝和憤慨——δ.Ъiqiku.nēt

三年服役法由普安卡雷內閣提出，于93年4月7日獲得通過。

2英語，意思是：令人震驚。

3藍制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士兵所穿的制服。

邦當先生希望看到德國四分五裂，就象中世紀時霍亨索倫王朝宣布絕嗣后那樣，也希望看到威廉2被軍法處決身中十二顆子彈，在此之前，他不愿聽到別人談論和平。總之，他被布里肖稱之為“打到底主義者”，他可以獲得公民責任感的最佳證書。在前三天，邦當夫人在那些曾要求維爾迪蘭夫人把她介紹給他們的人中間也許有點不自在，她對維爾迪蘭夫人說：“這正是您剛才給我介紹的奧松維爾公爵”，維爾迪蘭夫人則用有點刺耳的語調回答道：“是伯爵，親愛的”，這也許是因為她對奧松維爾這個姓和某個爵位之間的組合一無所知，也許恰恰相反，是因為她精于此道，善于和“公爵黨”3進行觀念聯想，有人曾對她說德·奧松維爾先生在法蘭西學院里是這個黨的成員之一——

霍亨索倫王朝是歐洲歷史上著名的王朝，為勃蘭登堡—普魯士及德意志帝國的主要統治家族。王朝的始祖是布爾夏德一世，他的后裔自第三、四代開始形成兩個家系，一為索倫—霍亨貝格，于48年前后絕嗣。

2即威廉二世（859—94），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皇帝。

3公爵黨當時包括法蘭西學統的貴族院士，以斯達爾夫人的曾孫奧松維爾伯爵的沙龍為中心。

從第四天起，她開始在圣日耳曼區牢牢地扎下根。有時，人們可以在她周圍看到社交界的一些陌生人，人們不認識這些人，也不對他們感到驚訝，就象看到小雞周圍的蛋殼碎片一樣，因為人們知道邦當夫人是從哪個蛋里孵出來的。但是，從第十五天起，她使他們感到震驚，在第一個月的月底之前，當她說：“我要到萊維家去”時，大家就明白了，她不必明確指出她說的是萊維一米爾布瓦，每一位公爵夫人臨睡前都要從邦當夫人或維爾迪蘭夫人那兒獲悉，至少是從電話里獲悉，晚上的戰報有什么內容，省略了什么消息，和希臘的戰況如何，在準備發動什么進攻，總之，是公眾將在第二天或第二天之后才知道的新聞，這樣，她仿佛是在進行彩排前的最后一次排演。在談話中，維爾迪蘭夫人為了傳播新聞，在談到法國時稱“我們”。“事情是這樣的：我們要求希臘國王撤出伯羅奔尼撒，等等，我們向他發出，等等。”在她的所有敘述中總是要提到總司令部（“我曾打電話給總司令部”），她說這個縮寫詞的樂趣，就象過去那些并不認識阿格里讓特親王的婦女那樣，她們聽到別人說起親王時，為了表明她們對親王并不陌生，就微笑地問道：“是格里格里？”在比較太平的時期，這種樂趣只有社交界人士才有，而在現在這種大動亂的時期，連老百姓也有這種樂趣。例如，當人們談論希臘國王時，我們的管家由于經常看報，會用威廉二世的口吻說：“是丁諾2？”，而在此以前，他和國王們親熱得更為隨便，這種親熱是他臆造的，當他談到西班牙國王時，他說：“方方斯3。”另外，人們可以發現，隨著主動接近維爾迪蘭夫人的杰出人物的數目增加，她稱之為“令人厭倦的”人們的數目就減少。通過一種魔法，前來拜訪她或要求得到她邀請的所有“令人厭倦的人”，突然變成某種令人愉快的聰明人。總之，一年之后，令人厭倦的人們的數目大大減少，以致過去在談話中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并在維爾迪蘭夫人的生活中起過極大作用的“對感到厭倦的害怕和無能為力”，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到了晚年，這種對感到厭倦的無能為力（她過去曾肯定地說，她在少年時代未曾有過這種感覺），使她受到的痛苦減少，就象某些偏頭痛、某些神經性哮喘那樣，在人們年老時就不再發作。如果維爾迪蘭夫人沒有從過去的信徒中抽出少數人來取代不再令人厭倦的人們，在無人可厭倦的情況下，對感到厭倦的害怕也許已完全和維爾迪蘭夫人無緣——

即總司令部的縮寫詞gqg。

2即希臘國際康斯坦丁一世（88—9）。

3即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88—94）。

此外，我們再來談談那些現在常去維爾迪蘭夫人家作客的公爵夫人，她們在不知不覺中到那里去尋求的東西，正是德雷福斯派過去尋求的東西，即社交界的一種樂趣。這種樂趣的形成方式是，對它的品嘗可以滿足政治上的好奇心，可以滿足在她們之間評論從報上讀到的各種事件的需要。維爾迪蘭夫人說：“請你們到五點鐘來談論戰爭”，就象過去說“談論德雷福斯案件”一樣，同時還說：“請你們來聽聽莫雷爾談話。”

然而，莫雷爾是不應該在這里的，原因是他還沒有退役。

只是他沒有返回部隊，開了小差，但無人知道此事。

這個沙龍的明星之一是“落泊者”，他雖說愛好體育，卻設法退了役。對于我來說，他已經成為一部我經常思念的美妙作品的作者，所以當我在兩組回憶之間建立一種橫向聯系時，我在偶然間想到他就是使阿爾貝蒂娜離開我家出走的那個人。在這些涉及阿爾貝蒂娜的珍貴回憶方面，這種橫向聯系引向一條道路，道路通到好幾年之后，在一片荒野中絕跡，因為我從此不再想念她了。這是我從此不再走的一條回憶的道路，一條路線。然而，“落泊者”的那些作品是最近問世的，我的思想也一直在走、一直在使用這條回憶的路線。

我應該說，認識安德烈的丈夫并非十分容易，也并非十分愉快，人們對他懷有友情，但得到的卻是許多失望。在這時，他確實已病得很重，所以不想使自己勞累。除非是那些在他看來也許能給他帶來樂趣的勞累，然而，他認為只有和他不認識的人們見面才會給他帶來樂趣，他那熱情奔放的想象也許使他把這種見面看作一次機會，認為這些陌生人會和其他人不同。但是，對于他已經認識的人們，他極為清楚地知道他們現在是怎樣的人，將來會是怎樣的人，他覺得不值得為他們作一次對他來說是危險的、也許是致命的勞累。總之，他是一位很壞的朋友。他對新朋友的偏愛，也許再現了他過去某種狂熱的大膽，在巴爾貝克時，他對體育運動、賭博和無節制的飲食就是如此。

至于維爾迪蘭夫人，她每次都想讓我和安德烈認識，因為她對我已認識安德烈這件事感到無法接受。不過，安德烈也很少和她丈夫一起來。她對我來說是一位令人贊賞的摯友，她忠于自己那位批評俄國芭蕾舞的丈夫的審美觀，在談到波利尼亞克侯爵時說：“他的房子是由巴克斯特裝飾的，這種房子怎么能睡呢！我更喜歡迪比夫2。”此外，由于唯美主義的必然進步，維爾迪蘭夫婦最終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說無法忍受現代風格（再說這是慕尼黑的風格）和白色的套間，只喜歡法國的老式家具配上深色的室內環境。3在這個時期，維爾迪蘭夫人可以把自己想請的客人請到自己家里，所以人們看到她用間接的方式去主動接近一個她早已完全不放在眼里的人——奧黛特——時，感到十分驚訝。人們認為，此人不會給這個過去只有一小群人、現在變得耀眼奪目的社交界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長期的分離會平息宿怨，有時也會同時喚起友情。另外，這種現象不但會使垂死的人嘴里只說過去熟悉的名字，而且會使老人耽于童年回憶，這種現象在社會上也有其相同的東西。為了使奧黛特重新來她家作客這件事獲得成功，維爾迪蘭夫人當然沒有使用“極端保皇派”，而是使用忠實程度較差的常客，這些人仍到其他沙龍去作客。她對他們說：“我不知道為什么在這里再也看不到她了。她也許在慪氣，我可沒有；總之，我哪點得罪了她？她是在我的家里認識她的兩個丈夫的。如果她愿意再來玩，就請告訴她，我的大門對她是敞開的。”這些話如果不是女主人的想象力讓她說出來的，一定會使驕傲的女主人難以啟口。這些話給傳了過去，但沒有成功。維爾迪蘭夫人等待著奧黛特，但沒有看到她來。直至后面將要談到的一些事件發生，這些事件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導致無情無義的人們組成的熱情使團無法完成的事得以實現。輕而易舉的成功固然少，完完全全的失敗也不多見——

巴克斯特（8—924），俄國藝術家，主要從事舞臺布景和戲裝的設計。

2迪比夫祖孫三代均從事繪畫，祖父名叫克洛德（790—84），父親是愛德華（820—883），孫子為紀堯姆（853—909）。這里是指室內裝飾家紀堯姆·德比夫。

3在這段時期我經常見到安德烈。我們都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有一次我想到絮利埃特這個名字，是在對阿爾貝蒂娜的遙遠回憶中想到的，猶如一朵神秘的花。在當時是神秘的，但現在卻不能再激發起任何東西：我談論許多無關緊要的話題。但對這個話題卻默無一，這不是因為比另一個話題更加無關緊要，而是因為過去對這些事物考慮過多，所以現在產生一種厭倦的感覺。我過去一個時期把這件事看得非常神秘，這個時期也許是真正有意思的時期。但是，由于這些時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我們就不應該犧牲自己的健康和財富，去探索有朝一日將不會再使我們感到興趣的秘密。——作者注。

發生的事情一模一樣，人們自然會想起過去的一句話：“不是思想正統，就是思想不正統”。但當事情顯得并不相同時，由于過去的巴黎公社社員曾經反對修正德雷福斯案件，所以最堅決的德雷福斯派希望把所有的人統統槍斃，并且得到將軍們的，就象將軍們在德雷福斯案件審理期間反對加利費那樣。在這些聚會中，維爾迪蘭夫人邀請了幾位認識不久的女士，這些女士因其作品而出名，她們在前幾次來的時候打扮得光彩奪目，戴著豪華的珍珠項鏈，奧黛特也有一條漂亮的珍珠項鏈，她以前曾過份炫耀這條項鏈，現在她模仿圣日爾曼區的那些女士，穿上了“戰爭服”，就對時髦的服飾持嚴厲態度。但是，女士們善于適應環境。三、四次之后她們就看到，她們認為時髦的服飾，正是那些時髦的人所廢棄的，她們就把繡金的衣裙擱置一邊，心甘情愿地穿上樸實的服裝——

加利費（830—909），法國將軍，曾殘酷鎮壓巴黎公社起義，一**九年出任陸軍部長，由于極不適合搞政治，不到一年便被迫辭職。

維爾迪蘭先生說：“真掃興，我要給邦當打電話，讓邦當為明天作必要的準備，人們還刪去了諾布瓦文章的全部結尾部分，只是因為他在文中暗示貝森被免職了。”因為司空見慣的愚昧使每個人通過使用常用的表達法來炫耀自己，并自以為可以表明現在時興這種說法，猶如一個資產階級的婦女在聽到別人談起德·布雷奧代先生、德·阿格里讓特先生或德·夏呂斯先生時說：“誰？布雷奧代家的拔拔爾格里格里、夏呂斯家的梅梅？”不過，公爵夫人們也照此辦理，她們在說“免職”時有同樣的樂趣，因為對于公爵夫人們來說——對于有點詩意的平民來說也是如此——顯示區別的是名稱，但她們按照自己所屬的思想等級來表達思想，在這個等級里也有許多資產者。思想上的階級劃分不考慮出身。

維爾迪蘭夫人的所有這些電話也并非沒有弊病。我們忘了提及，維爾迪蘭“沙龍”如果說在思想上和現實中繼續存在的話，已經暫時搬到巴黎最大的公館之一，原因是威尼斯使節們過去的住宅十分潮濕，加上缺煤和缺電，使維爾迪蘭夫婦在那里會客更為困難。另外，新客廳也不是沒有可愛之處。正如在威尼斯因水多而面積有限的廣場規定了各個宮殿的外形，正如巴黎城內的一個小花園比外省的一座公園更能使人心曠神怡，維爾迪蘭夫人在這座公館里的狹窄餐室，構成一個四壁白得發亮的菱形：猶如一個銀幕，每逢星期三，幾乎是每天，這幅銀幕上就會出現巴黎各種各樣最引人注目的男人和最時髦的女人，他們都樂意分享維爾迪蘭夫婦的豪華，因為在這個時期，最富裕的人們由于無法得到收入而緊縮開支，可是維爾迪蘭夫婦的豪華卻因他們的財產而與日俱增。招待客人的形式有了改變，但布里肖卻仍然感到十分快樂，隨看維爾迪蘭夫婦的交往不斷擴大，他也從中找到在一個小小的空間里積累起來的新樂趣，猶如圣誕節時在一只鞋中發現意想不到的禮物。有幾天，來赴晚宴的客人特別多，使這個私人住宅的餐室顯得過于狹窄，于是就在樓下的大餐廳里設下晚宴，那些常客虛偽地裝出在樓上時的那種親密無間，而在心里卻暗暗高興——他們幾個人離開眾人呆在一邊，就象過去乘小火車時一樣——，希望自己成為鄰座觀看和羨慕的對象。在平常的和平時期，悄悄地寄給《費加羅報》或《高盧人報》的一則社交消息，會使沒能去雄偉旅館的餐廳赴宴的人們獲悉，布里肖曾和迪拉斯公爵夫人共進晚餐。但是，自從戰爭爆發以來，社交新聞的專欄記者取消了這類消息（他們用刊登葬禮、嘉獎和法美宴會的消息來進行彌補），要做廣告就只能用一種影響有限的幼稚的辦法，這種辦法出現于古騰堡的發明之前，只適用于史前時代，這就是在維爾迪蘭夫人的餐桌旁露面。晚飯后，客人們來到樓上女主人的客廳，接著就開始打電話。然而，在這個時期，許多大公館的客人里都混雜著間諜，他們記下了邦當在電話里傳達的秘密消息，可喜的是他的消息并不確切，總是被事態所否定，因此他的泄密才沒有造成損失——

古騰堡（約400前—48），德國工匠和發明家，發明活字印刷術。

在下午的茶會結束之前，即在日暮之時，天空還很亮，人們可以看到遠處的棕色小斑點，要是在藍色的夜空中，人們會以為是小飛蟲或小鳥。就象人們看到遠處的一座山時，會以為是一朵云。但是，人們內心激動，因為知道這朵云很大，是固體，而且很結實。因此，我內心也十分激動，因為天上的棕色斑點既不是小飛蟲，也不是鳥，而是一架飛機，這架飛機由幾個在對巴黎進行監視的人駕駛（我和阿爾貝蒂娜在凡爾賽附近作最后一次散步時，曾見到過這種飛機，但這個回憶與我現在的激動毫無關系，因為對這次散步的回憶在我看來已無關緊要）。

吃晚飯的時候，飯店全部客滿；如果我在街上行走，看到一個可憐的休假軍人在燈光照亮的櫥窗前把目光停留片刻，我就會感到難過，因為他只是在六天中逃脫隨時會死亡的危險，并準備重返戰壕，這種難過我過去在巴爾貝克旅館也曾有過，就是在漁夫們看著我們吃飯的時候，但我現在更加難過，因為我知道，相比之下，士兵的不幸要比窮人的不幸來得大，而且更加感人，因為這種不幸更加順從、更加高尚，他在準備重返前線時看到后方工作的軍人們在預定餐桌時擠來擠去，只是達觀地、毫不厭惡地搖了一下頭說：“這兒看不出是在打仗。”然后，到九點半，還沒有一個人吃完晚飯，但根據警察局的命令，所有的燈一下子都熄滅了，九點三十五分，后方工作的軍人們又開始擠來擠去，從飯店的服務員手里奪過他們的大衣，我曾在圣盧休假的一個晚上和他一起在這家飯店里吃晚飯，這時飯店里半明半暗，顯得神秘莫測，就象放映幻燈的暗室，又象電影院里放映電影的大廳，那些吃完晚飯的男男女女急忙趕到電影院去。

但在這個時間之后，對于那些在我所說的那天晚上象我那樣在家里吃完晚飯，然后去看望朋友的人們來說，巴黎的夜晚要比我童年時代的貢布雷更為黑暗，至少在某些街區是如此；人們進行的互訪，猶如鄉下鄰居間的互訪。啊！要是阿爾貝蒂娜還活著，我晚上到城里去吃晚飯時約她在拱廊下幽會，將會多么甜蜜！開始時，我什么也不會看到，我會內心激動，以為她未能赴會，但突然間，我會看到黑墻上顯現出她喜歡的一條灰色裙子，以及已經看到我的那雙微笑的眼睛，于是我們就可以摟在一起散步，而不會被別人發現，我們走了一會兒，然后就回家。唉，我現在卻是孤身一人，我仿佛是在拜訪鄉下的鄰居，就象過去斯萬在晚飯后來拜訪我們一樣，他在當松維爾的黑夜中不會再遇到行人，走的是拉纖的小道，一直走到圣靈街，我現在從圣克洛蒂爾德走到波拿馬特街，走在那些已變成彎彎曲曲的鄉村道路的街上，也沒有遇到行人。另外，由于現在這個時間使我游歷的這些景色片斷，不再受一個變得無法看到的環境的制約，在那些刮風后冰冷的暴雨隨即停止的夜晚，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在過去曾朝思暮想的駭浪滔天的海邊，而沒有以前在巴爾貝克時的感覺；其他一些巴黎過去并不存在的自然環境，甚至會使我感到我剛下火車，來到鄉村度假，例如晚上月光下在身旁的地上的明暗對比就是如此。月光所產生的現象，是城里看不到的，即使在隆冬也是如此；奧斯曼大街上的積雪已無人會去掃除，月光灑在大街的雪上，就象灑在阿爾卑斯山的一條冰川之上。樹木的側影映照在這個有點發藍的金色雪地上，顯得清晰、潔凈，同時又十分柔和，猶如某些日本畫中或拉斐爾某些畫的背景中的樹木側影；這些側影展現在樹木根部的地面上，在大自然中太陽落山時往往可以看到這種景色，這時，太陽沐浴著草原，把草原照得如鏡子一般反光，草原上的樹木一棵棵距離相等。但是，美妙的柔和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時，展現這些輕如靈魂的樹影的草地，猶如天堂里的草地一般，那顏色不是綠的，而是被灑在玉石般雪上的月光照成晶瑩的白色，草地仿佛全都由梨花的花瓣織成。在廣場上，公共水池的那些神衹，手持冰柱，仿佛是用雙重材料制成的雕像，為了制作這些雕像，藝術家特意把青銅和晶體融合在一起。在這些特殊的日子里，所有的屋子都是漆黑一片。但到了春天卻與此相反，有時會有違反警察局規定的現象，一座公館，或者只是公館的一層樓，或者一層樓中只有一個房間，由于沒有關上百葉窗，看上去有如在投射光線，有如忽隱忽現的幻影，獨自浮現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之上。人們高高地抬起眼睛在這半明半暗的金光中見到的女人，在這個人們消失其中、她也仿佛與世隔絕的黑夜之中，呈現出東方景色神秘而含蓄的魅力。然后我走了過去，在黑暗中只聽到有益于健康而又單調的粗俗腳步聲。

我心里在想，我已經好久沒有看到書中所提到的那些人，而且一個也沒有看到。只有在一九一四年，我在巴黎度過的兩個月中，我見到過德·夏呂斯先生以及布洛克和圣盧，而圣盧我只見到過兩次。第二次見到他時，一定是他表現最出色的時候；他已經消除了他在當松維爾逗留期間給我留下的所有令人不快的不真摯的印象，這種印象我已在上文中說過，我在他身上重又發現他過去的一切美德。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宣戰之后，即宣戰后的那個星期之初，當時布洛克表達了沙文主義十足的感情，圣盧等布洛克離開我們以后，立刻責備自己沒有再次入伍，我對他語氣的粗暴幾乎覺得反感。“不，”他愉快而有力地大聲說道，“所有那些不去打仗的人，不管提出什么理由，都是因為他們不愿被人殺死，都是出于害怕。”他用同樣肯定的手勢，但比強調指出其他人的害怕時的手勢更為有力，補充道：“而我，如果說我沒有再次入伍，老實說就是因為害怕！”我已經在各種各樣的人身上發現，裝出值得稱贊的感情并不是壞人們的唯一掩護，而且還發現，一種更新的掩護是這些壞人炫耀自己，以便使別人至少不顯出避開他們的樣子。另外，在圣盧的身上，這種傾向因他的習慣而得到加強，就是當他泄露了秘密，干了一件蠢事，別人可能會來責備他時，他就把這種事公開披露出來，并說是故意干的。我覺得，他的這種習慣想必來自軍校的某個教師，他過去和這個教師過從甚密，并公開表示對此人十分欣賞。因此，我毫不困難地把這種心血來潮解釋為對一種感情的口頭認可，由于這種感情支配了圣盧的行為，使他對剛爆發的戰爭持不介入的態度，所以他更喜歡表露這種感情。他在離開我時問我：“你是否聽說我的舅媽奧麗阿娜要離婚？就我個人而，我對此一無所知。這件事不時有人說起，我經常聽到別人說，就信以為真。我補充一點，這件事將是十分容易理解的；我的舅舅和藹可親，不僅在社交界是如此，而且對他的朋友、對他的父母也是如此。從某個方面來看，他的心腸甚至要比我舅媽好得多，我舅媽是個圣人，但她使他可怕地感到這點。不過他是個可怕的丈夫，一直欺騙自己的妻子，侮辱她，粗暴地對待她，不給她錢。她要離開他將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此事不假的一個原因，但也是此事不真的一個原因，所以人們會想到并說出這件事。另外，她已經對他容忍了這么久！現在我清楚地知道，有許多事情人們說錯了又否定，但后來卻弄假成真。”聽到這里，我就想到問他，過去傳說他要娶德·蓋爾芒特小姐，是否有這么回事。他聽了大吃一驚，對我肯定地說沒有這么回事，說這只是社交界流傳的一個謠，這種謠不時產生，也不知是怎么產生的，然后就不戳自穿，但謠的不可靠不會使那些相信過謠的人們變得更加謹慎，一旦產生一個結婚、離婚的謠或一個政治謠，他們就會立刻信以為真，并且廣為傳播——

圣盧是從巴爾貝克回來的。我后來才間接地獲悉，他曾徒勞地勾引飯店經理。飯店經理有現在的地位，是因為繼承了尼西姆·貝爾納先生的遺產。實際上，他就是布洛克的伯父過去“保護”的那個青年侍者。但是，富裕給他帶來了美德。因此，圣盧勾引他是白費力氣。這樣，當那些有道德的青年到了一定的年齡會沉湎于他們終于意識到的情感，作為補償，輕浮的少年變成了有道德的男人，夏呂斯那樣的人因相信過去的故事而來找他們，但已為時過晚，只會自討沒趣，碰一鼻子的灰。一切都取決于時間。——作者注。

四十八個小時還沒有過去，我了解到的某些事實就已向我證明，我完全錯誤地理解了羅貝爾的話：“這些人不上前線，都是因為他們害怕。”圣盧說這句話是為了在談話中出風頭，是為了顯示他心里想的與眾不同，因為他完全不能肯定他的立場會被別人接受。但是，他在這段時間里千方百計地使自己的立場被別人接受，他這樣做倒沒有與眾不同，就是從他覺得應該賦予這個詞的意義來看沒有與眾不同，但從本質上看更加接近圣安德烈教堂的法國人，更加符合當時圣安德烈教堂的法國人的一切優良品質，這些法國人是領主、自由民和農奴，農奴對領主或是畢恭畢敬，或是起來造反反對領主，這兩類都是法國的，它們同屬一個科，分為弗朗索瓦絲亞門和莫雷爾亞門，然后兩個箭頭重又合而為一，指向同一個方面，即邊境。布洛克曾十分高興地聽到一個民族主義者（其實此人的民族主義十分罕見）吐露自己的怯懦，當圣盧問他是否將親赴前線時，他就顯出大祭司的神色回答道：“我眼睛近視。”但是幾天之后，布洛克完全改變了對戰爭的看法，他來看我時十分慌亂。他雖然“眼睛近視，但被認為可以入伍。我送他回家時遇到了圣盧，圣盧為托人把自己引見給陸軍部的一位上校，和一位過去的軍官有約會，據他對我說是“德·康布爾梅先生”。“啊！不錯，我對你說的是一位老相識，你和我一樣熟悉岡岡。”我對他回答說，我確實認識此人，也認識此人的妻子，我對他們并不十分贊賞。但是，自從我第一次見到他們之后，我總是認為那個女的仍然值得注意，因為她對叔本華了如指掌，可以出入于她那粗俗的丈夫無法進入的知識界，所以我聽到圣盧對我的回答立刻感到驚識，圣盧說：“他的妻子是傻瓜，我把她交給你了。但他是個出色的人物，有才能，又一直十分討人喜歡。”圣盧說那女的是“傻瓜”，大概是指她經常出入上流社會的強烈**，對此上流社會持極為嚴厲的態度；至于說她丈夫的那些優點，這也許是他侄女認為他是家庭中最好的人時所看到的他那些優點中的某個部分。他至少不去關心那些公爵夫人，但是說實在的，這是一種“聰明”，這種聰明同思想家們特有的聰明的區別，就象公眾認為某個富翁“善于發財”的聰明同思想家們的聰明的區別一樣大。但是，圣盧的話并沒有使我感到不快，因為他的話提請人們注意，奢望和愚蠢相差無幾，而樸實的情趣雖說并不明顯，卻能討人喜歡。不錯，我不曾有機會欣賞德·康布爾梅先生的樸實。但是，正是這點才使一個人變成許多不同的人，原因是有許多人在評論他，此外在評論上也有各種各樣的差別。對于德·康布爾梅先生的情況，我所了解的只是皮毛而已。他的風趣已由其他人向我證實，但我對此一無所知。布洛克在他家門口離開了我們，嚴厲地抨擊了圣盧，并對他說，他們那些軍裝上帶杠杠的“女婿”在參謀部里炫耀自己，又不必冒任何危險，他這個普通的二等兵也不想“為了威廉”讓自己的“皮肉穿孔”。“看來威廉皇帝病得很重，”圣盧回答道。就象所有那些和交易所關系密切的人們一樣，布洛克特別容易接受聳人聽聞的消息，他補充道：“許多傳說甚至說他已經死了。”交易所里認為，任何有病的君主，不管是愛德華七世還是威廉二世，都已經死了，任何即將被包圍的城市都已被攻占。“隱瞞這件事，”他補充道，“只是為了不使德國佬那兒的輿論沮喪。他是在昨天夜里死的。我父親是從最可靠的來源得到這個消息的。”最可靠的消息來源是老布洛克先生重視的唯一消息來源。這也許是因為他依靠“上層的關系”，有幸和這些消息來源取得聯系，并從中得到更加秘密的消息，說對外銀行的股票即將上漲，或是比爾的股票即將下跌。另外，即使在某一個時候比爾的股票上漲或“拋出”對外銀行的股票，即使前一種股票的市場“堅挺”、“積極”，后一種股票的市場“猶豫”、“疲軟”，最可靠的消息來源仍然是最可靠的消息來源。正因為如此，布洛克在對我們宣布德國皇帝去世時，樣子深奧莫測、神氣活現，同時又怒氣沖天。他特別氣憤的是聽到羅貝爾說“威廉皇帝”。我認為，即使在斷頭機的鍘刀之下，圣盧和德·蓋爾芒特先生也是會這樣說的。社交界的兩位先生如果單獨生活在一個孤島上，不需要向任何人顯示高雅的舉止，也會從這些教養的痕跡中看出對方的身分，就象兩位拉丁語學者會正確地引述維吉爾的語錄一樣。圣盧即使被德國人嚴刑拷打，也只會說“威廉皇帝”。不管怎樣，這種禮貌是思想上有很大約束的標志。不能拋棄這種約束的人仍然是社交界人士。另外，同布洛克那種怯懦而又自吹的庸俗相比，這種風雅的平庸是美妙的，特別是因其帶有與此相連的一切隱蔽的寬厚和沒有表露的英雄主義。布洛克對圣盧喊道：“你難道不能對威廉直呼其名？是的，你害怕了，你在這里已經對他卑躬屈膝！這樣，我們的邊境上就會出現勇敢的士兵，他們會去拍德國佬的馬屁。你們的軍裝上有杠杠，你們只會在旋轉木馬上顯威風。就是這樣。”

當我們離開這位同伴后，圣盧微笑著對我說：“這個可憐的布洛克一定要我大顯威風。”我清楚地感到，顯威風完全不是羅貝爾所希望的，雖然我在當時并不象后來那樣確切地知道他的意圖，當時，騎兵部隊仍然無所事事，他就獲準當步兵軍官，后任輕步兵，最后就是下文中將要談到的結果。對于羅貝爾的愛國主義，布洛克并不了解，這只是因為羅貝爾沒有用語表達出來。布洛克只要被認為“適合入伍”，就會對我們發表惡毒攻擊軍國主義的政治論，但當他以為自己會因眼睛近視而退役時，他也許會發表沙文主義十足的聲明。但是，這種聲明，圣盧卻不會發表，這首先是由于精神的高尚，使他不能表達過于深邃，但別人卻認為十分自然的感情。過去，我母親不僅會毫不猶豫地去為外婆而死，而且還會因別人阻止她這樣做而痛苦萬分。然而，我卻無法想象她過去會從嘴里說出這樣一句話：“我會為母親獻出自己的生命。”羅貝爾對法國的愛也不是掛在嘴上的，這時，我覺得他非常象圣盧家的人（就象我回憶中的他的父親），而不象蓋爾芒特家的人。他不會表達這種感情，也是因為他的智慧具有某種道德品質。聰明的、真正可靠的勞動者，對那些把自己干的事說得十分漂亮并大加贊揚的人們，有一種厭惡的感覺。當然，我們不是本能地偏愛戈達爾或布里肖那樣的人，但我們畢竟對精通希臘文或醫學的人們懷有某種敬意，這些人并不因此而允許自己招搖撞騙。我曾說過，即使媽媽過去的一切行動都建立在她愿為母親獻出自己生命這種感情的基礎上，她也從未對自己說過這種感情，不管怎樣，把這種感情說給別人聽，她不僅會感到無益、可笑，而且會感到刺耳、羞愧。同樣，我也無法想象圣盧會親口對我談論他的裝備，他要走的行程，我們勝利的可能性，俄**隊無足輕重，英國將會采取的行動，我也無法想象他嘴里會說出最動聽的話，就是最討人喜歡的部長對站著的熱情議員所說的話。這個消極的方面使他不能表達他所感受到的美好感情，然而我卻不能說，在這一方面不存在“蓋爾芒特家族的思想”的作用，就象人們曾在斯萬身上看到這種作用的無數例子一樣。因為即使我認為他更象圣盧家的人，他同時仍然象蓋爾芒特家的人，正因為如此，在激勵他勇敢的許多動機之中，有一些動機并不和他在東錫埃爾的那些朋友的動機一樣，這些熱愛自己職業的年輕人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飯，他們中的許多人帶領自己的士兵在馬恩河戰役或其他地方戰死沙場。

當我在東錫埃爾時，那里可能有年輕的社會黨人，但我不認識他們，因為他們和圣盧生活的圈子沒有經常的來往；這些社會黨人已經看出，這個圈子的軍官們并非是盛氣凌人、聲色犬馬的“貴人”，即“平民”、行伍出身的軍官和共濟會會員對這種人起的綽號。同樣，貴族出身的軍官也在社會黨人的身上充分地看到了這種愛國主義；我在東錫埃爾時，正值德雷福斯案件轟動全國，我曾聽到有人指責社會黨人，說他們“無祖國”。軍人們的愛國主義是如此真誠、如此深厚，帶有一種確定的形式，他們認為這種形式是不可改變的，并會氣憤地看到使其蒙受“恥辱”，而那些激進的社會黨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不自覺的、不受束縛的愛國者，沒有確定的愛國信仰，他們無法理解，哪一種深刻的現實存在于他們所說的充滿仇恨的格之中。

圣盧也許象他們一樣，已經習慣于把自身中進行的研究和設想看作他自身中最真實的部分，他研究和設想的是最好的用兵方法，以便在戰略和戰術上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對他來說如同對他們來說一樣，他**的生命是某種相當不重要的東西，可以輕易地為這個內心的部分——他們身上真正的生命核——作出犧牲，因為在這個生命核的周圍，個人的存在只是作為一種保護性的表面才有價值。在圣盧的勇敢中，有一些特征更加明顯的成分，人們很容易從中看出在開始時曾是我們友誼的魅力的慷慨大方，也可看到其后在他身上表露出來的遺傳惡習，這種惡習與他沒有超越的某種智力水平相結合，使他不僅欣賞勇敢，而且把厭惡女人發展到陶醉于同男子進行接觸的程度。他有一種也許是純潔無瑕的看法，即把同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生命的塞內加爾人一起露宿看作是一種精神上的快感，快感中包含著對那些“灑過麝香香水的矮小先生們”的蔑視，這種快感同他在當松維爾時大量使用可卡因給他帶來的快感相比，雖然使他感到南轅北轍，但兩者的區別卻并非如此之大，而勇敢——正如一種藥可以作為另一種藥的補充一樣——使他克服了這種惡習。在他的勇敢中，首先存在著禮貌的雙重習慣，這種習慣一方面使他過分贊揚別人，而自己卻做了好事閉口不談——這同布洛克完全不同，布洛克在遇到我們時對他說：“您自然會給椅子裝上藤座的”，自己卻什么事也不干——，另一方面又使他把屬于自己的財產、地位乃至生命看得微不足道，并奉獻給別人。總之，這說明他本性確實高貴。

“我們會不會長期打下去？”我對圣盧說。“不會，我認為這是一場短暫的戰爭，”他對我回答道。但對這個問題，就象跟往常一樣，他的論據是以本本為根據。“你在考慮毛奇的預時，要重新讀一下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頒布的關于指揮大部隊的法令，”他對我說，仿佛我已經讀過這個法令，“這樣你就會看到，更換和平時期預備隊的工作沒有進行，甚至沒有被考慮過，如果戰爭要長期打下去，這一工作是不會不做的。”我感到，不能把上述法令看作是戰爭打不長的證明，而應把戰爭打不長看作是缺乏先見之明，看作是制定法令的人們沒有預料到戰爭的長短，這些人既沒有考慮到一場持續的戰爭中各種物資的驚人消耗，也沒有想到各個戰區的牢不可破。

除了同性戀之外，在那些生來就最為反對同性戀的人們之中，還存在著某種傳統的陽剛理想，即使同性戀者并不是一個高超的人，這種理想也由他來支配，以便讓他將其變性。這種理想——某些軍人、某些外交官的理想——特別惹人生氣。它以最低微的形式出現時，只是一顆善良的心所表現的粗魯，它不想露出激動的樣子，但在同一位也許會即將被殺死的朋友分離時，心里就有一種無人會發覺的哭泣的愿望，因為它在離別時掩蓋這種愿望，使用的是一種越來越大的憤怒，并最終爆發出來：“喂，天殺的！你這頭蠢驢，來和我擁抱一下。這錢我用不著，你拿去吧，傻瓜。”外交官、軍官、男人感到唯有民族的偉大事業重要，但他仍然曾經喜愛過這個在公使團工作或在軍隊里當兵，后來死于瘧疾或槍彈的“小子”，他同樣愛好陽剛之氣，不過表現的形式更為靈活、更為巧妙，但其實也同樣令人憎惡。他不愿哀悼這“小子”，他知道人們很快就會忘掉此人，就象心腸好的外科醫生那樣，在一個患傳染病的小女孩去世那天晚上，心里也很悲傷，只是沒有表現出來。外交官只要變為作家，并敘述她的去世，就決不會說他曾悲傷過；不會說的，首先是因為“男子的羞恥心”，其次是因為藝術的機靈，這種機靈在掩蓋**的同時產生**。他和自己的一位同事將會整夜守護垂死者。他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會說自己心里悲傷。他們將會談論公使團或軍隊里的公務，甚至談得比平時還要確切。

“b對我說：‘請您別忘記，明天將軍來視察，您讓手下的士兵盡量搞好軍容。’他平時十分溫和，這時說話的聲音卻比平時生硬，我發現他盡量不朝我看，我自己也感到煩躁。”讀者可以理解，這生硬的聲音，就是那些不愿顯出悲傷樣子的人們的悲傷，這樣做簡直可笑，但也同樣使人難受和討厭，因為這是一些人悲傷的方式，這些人認為悲傷無足輕重，認為生活比離別更為重要等等，所以他們使人對死亡產生一種虛幻、虛無的印象，就象在元旦時一位先生使人產生的印象，這位先生給你送來冰糖栗子時說：“我祝您新年快樂”，一面說一面冷笑，不過還是把這話說了出來。

我們來結束這個守夜的軍官或外交官的故事，垂死者頭上戴著帽子，因為人們曾在戶外運送過這個傷員，到某一時刻，一切都完了：“我當時想：必須回去準備東西來擦武器；但是，我確實不知道，當大夫松開病人的脈時，站在床前的b和我為什么會不約而同地脫下我們的軍帽，那時烈日當空，也許是我們熱了。”讀者會清楚地感到，這兩個具有男子氣概的人脫下帽子，并不是因為炎熱和烈日，而是由于在死亡的威嚴面前感到激動，可他們從未說過溫柔或悲傷這樣的詞。

象圣盧那樣的同性戀者的陽剛理想并不相同，但卻同樣是約定的和虛假的。他們的虛假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即不愿了解**的**是感情的基礎，他們認為感情起源于別的東西。過去，德·夏呂斯先生厭惡女子的陰柔。現在，圣盧欣賞小伙子的勇敢，騎兵部隊沖鋒時的陶醉，男人之間純潔無瑕的友誼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崇高，有了這樣的友誼，他們可以為朋友犧牲自己的生命。戰爭爆發后，那些首都里剩下的只有女人，這就使同性戀者感到絕望，但實際上卻與此相反，使同性戀者經歷充滿**的奇遇，只要他們生性聰明，善于異想天開，而不是把這些事看得太穿，看出它們的根源，并對自己作出評價。因此，當某些青年只是本著在體育運動中仿效別人的精神而入伍，就象有一年大家都來玩“扯鈴”那樣，在圣盧看來，戰爭不止是他在想象中追求的理想，他追求理想的**要具體得多，但夾雜著意識形態，這種理想是和他喜歡的人們一起提出來的，是在一種純男性的騎士會中，在遠離婦女的地方，在那兒，他可以冒著生命的危險去救自己的勤務兵，可以用自己的死去喚起士兵們狂熱的愛。這樣，在他的勇敢中雖說還有許多其他的成分，他是大貴族這一事實卻在其中顯現出來，同時又以一種難以辨認、理想化的形式顯示出德·夏呂斯先生的想法，即一個男人的本質是沒有任何陰柔的女子氣。此外，就象在哲學上或藝術上那樣，兩種類似的想法只會因其闡述的方式而顯示自己的價值，并會因它們由色諾芬或柏拉圖提出而具有很大的差別；同樣，我雖然知道圣盧和德·夏呂斯先生在做這件事時十分相似，但我極為欣賞的是要求到最危險的地方去的圣盧，而不是不愿戴淺色領帶的德·夏呂斯先生。

我和圣盧談起我那位任巴爾貝克大旅社經理的朋友，據這位朋友說，在戰爭初期，法國的某些團里有背叛行為，他稱之為“缺陷”，他指責唆使背叛行為的人，稱他為“普魯士軍國主義者”；他在某一時刻甚至認為日本人、德國人和哥薩克人會在里夫貝爾登陸，威脅巴爾貝克，并說只有“溜之大吉”2。這個敵視德國的人在談論自己兄弟時笑著說：“他在戰壕里，在離德國鬼子二十五米的地方！”他說得那么起勁，別人要是知道他自己也是這樣，準會把他送到集中營去。“說到巴爾貝克，你是否記得旅社里過去的電梯司機！”圣盧在和我分手時對我說，說話的聲調好象不大知道說的人是誰，并指望我來弄清此人的情況。“他參了軍，并寫信給我，以便讓他回到空車。”電梯司機也許不愿在禁錮別人的電梯井道中上升，大旅社樓梯的高度不再能使他感到滿足。他將“晉升”，但和看門人不同，因為我們的命運并非總是象我們想象的那樣。“我一定他的要求，”圣盧對我說。“今天上午我還對希爾貝特說過，我們永遠不會有足夠的飛機。知道了這點，我們就會看到對方在作什么準備。這將會使對方喪失一次進攻的最大優點，即出其不意的優點，最好的軍隊也許就是眼睛最好的軍隊。那么，可憐的弗朗索瓦絲，她讓侄子復員的事是否辦成了？”不過，弗朗索瓦絲早就竭盡全力使侄子復員，但當有人建議她通過蓋爾芒特家族去找德·圣約瑟夫將軍幫忙時，她以絕望的聲音回答道：“哦！不，這不會有任何用處，找這位老先生不會有任何辦法，最糟糕的只有一點，就是他愛國。”只要談到戰爭，不管弗朗索瓦絲對此感到多么痛苦，她仍認為人們不應拋棄“可憐的俄國人”，因為大家都是“協約國”3。管家深信戰爭只會持續十天，并將以法國的輝煌勝利告終，但因害怕自己的看法會被發生的事件否定，就沒有膽量，甚至沒有足夠的想象去預一場長期的、勝負難分的戰爭。但是，這種完全而又迅速的勝利，他至少竭力預先從中提取所有能使弗朗索瓦絲感到痛苦的成分。“事情可能會很糟，因為看來里面有很多人都不想走，那些十六歲的小伙子在哭。”他這樣對她說，是為了用不愉快的事情使她“惱火”，他稱之為“給她找麻煩，訓她一頓，同她玩文字游戲”。“十六歲的，圣母瑪利亞！”弗朗索瓦絲說，過一會兒她又不大相信：“他們不是說過了二十歲才要嗎？那些可還是孩子。”——“當然嘍，報紙都接到命令不準提這件事。另外，往前沖的都是年輕人，可回來的卻不多。一方面，就會有好處，死了許多人，有時也有用，可以使生意興隆。阿！天哪！要是有的孩子心太軟，猶豫不決，就會立即被槍斃，身中十二顆子彈，乒！另一方面，也必須這樣。另外，那些軍官，這對他們又會怎樣呢？他們拿他們的錢，他們要的也就是這個。”每次進行這樣的談話，弗朗索瓦絲就臉色發白，讓人看了真擔心管家會使她心臟病發作死去——

色諾芬（前43—前350以前），希臘歷史學家。由于對蘇格拉底的崇拜和對詭辯哲學家的憎惡，他寫了三部著作為蘇格拉底申辯，他的看法與同時代人柏拉圖迥然不同。

2他認為當局遷往波爾多有點倉促，并說當局這樣快“溜之大吉”是錯誤的。——作者注。

3原文為alliae，是弗朗索瓦絲生造的詞。

她并未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缺點。當一位姑娘來看我時，這個年老的女傭人不管腿多疼，在我有時走出自己的房間時，我就會在樓梯上看到她，只見她在掛衣服的小間里，據她說，是在尋找我的一件短大衣，看看上面是不是生了蛀蟲，但實際上，她是在聽我們談話。雖然我老是批評她，她還是在提問題時使用自己狡詐的方法，她提問用間接的方式，從某個時間起開始使用“因為也許”這樣的話。她不敢問我：“這位夫人是不是有個公館？”就象一條好狗那樣，靦腆地抬起眼睛，并對我說：“因為也許這位夫人有自己的公館……”，這樣就避免了露骨的詢問，不是為了彬彬有禮，而是為了不顯得好奇，最后，由于我們最喜愛的傭人們——特別是如果他們幾乎不再為我們效勞，失去了使用價值——仍然是傭人，當他們自以為深入到我們社會等級的核心時，他們卻更為明顯地劃出了（我們想要消除的）他們社會等級的界線，所以弗朗索瓦絲常常對我說些（管家會說是“為了刺激我”）奇怪的話，這種話社交界人士是不會說的：懷著一種隱匿而又深沉的喜悅，猶如得了重病，我感到熱，額頭上——我可沒注意到——沁出了汗珠。“您渾身是汗”，她驚訝地對我說，猶如看到一種奇怪的現象，還略帶微笑，微笑中含有因某種有失體統的事而產生的蔑視（“您現在出去，但您忘了戴上領帶”），但她說話的聲音憂心忡忡，可以使別人對自己的身體感到擔心。她這樣說，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渾身是汗。總之，她說話不再象以前那樣好。因為她謙卑，她對那些遠不及她的人們懷有溫情的贊賞，所以她采用了他們粗俗的語。她的女兒在我面前埋怨她，并對我說（我不知道她是從誰那兒學到這種語的）：“她總是有話要說，說我沒有把門關好，嘮嘮叨叨，羅羅唆唆。”弗朗索瓦絲也許認為，她受到的教育不完整，使她至今仍不能正確使用語。在她的嘴唇上，我過去曾看到最純潔的法語如鮮花盛開，現在卻一天要聽到好幾次這樣的話：“嘮嘮叨叨，羅羅唆唆。”此外，奇怪的是，在同一個人身上，不僅詞語的變化很少，而且思想的變化也很少。管家養成了習慣，總是說普恩加來先生意圖不良，不是為了錢，而是因為他一定要打仗，這話他一天要說上七、八遍，總是對同樣的聽眾說，這些聽眾又總是那樣感興趣。一個詞也沒有改變，一個手勢、一個語調也沒變。雖然只持續兩分鐘，但總是一成不變，就象演出一樣。他的法語錯誤使弗朗索瓦絲的語變質，她女兒的法語錯誤也是如此。他認為，德·朗比托先生有一天聽到蓋爾芒特公爵把一種建筑物稱為“朗比托公共廁所”感到生氣，這種建筑物應該叫做小便池。也許他在童年時代沒有聽到過這個音，他就保持了這個習慣。因此，他對這個詞的發音不正確，而且老是這樣。弗朗索瓦絲開始時聽了不舒服，后來也跟著這樣說了，還抱怨說，女人不象男人，沒有這種東西。但是，她的謙卑和她對管家的贊賞，使她從來不說pissotieres，而是對習慣作出微小的讓步，說pissetieres——

原文為pistieres管家因不會發o這個音，把pissotieres（小便池）錯念成pistieres。

她從此不睡也不吃，讓管家給她念那些公報，她對那些公報一竅不通，管家也不比她高明多少，管家折磨弗朗索瓦絲的愿望，往往被一種愛國主義的喜悅所支配；他在談論德國人時，帶著討人喜歡的笑容說：“情況嚴重，我們的老霞飛在彗星上訂計劃——無法實現。”弗朗索瓦絲不知道他說的是什么彗星，但卻更加感到這句話是一種討人喜歡、別出心裁的荒唐話，一個有教養的人出于禮貌，應該心情愉快地加以回答，所以她就愉快地聳聳肩，似乎是在說：“他老是那樣”，她用微笑來抑制自己的眼淚。她至少感到高興，肉店新來的那個小伙子，雖說干這一行，卻相當膽小（他最初在屠宰場工作），現在還沒有到達去打仗的年齡。不然的話，她準會去找陸軍部長，讓那個小伙子復員。

管家決不會想到，這些公報并不出色，我軍并未接近柏林，因為他讀到：“我們擊退了敵軍，敵人損失慘重，等等”，他把這些行動當作新的勝利來慶賀。但是，我感到害怕的是，這些勝利的地點迅速接近巴黎，我甚至感到驚訝，管家在一份公報里看到有一次行動是在朗斯附近發生的，他在第二天的報紙上看到，這次行動的后果已在周圍地區牢牢掌握在我軍手里的舒子爵市轉為對我方有利，但并不感到不安。然而，管家對舒子爵市這個地名十分熟悉，該市離貢布雷不是十分遙遠。但是，人們閱讀報紙就象在談戀愛一樣，眼睛上蒙著布條，對事情就看不清楚。人們不想去理解那些事實。人們傾聽總編輯溫柔的話語，就象傾聽情婦的話語那樣。人們吃了敗仗卻感到滿意，因為人們認為自己不是吃了敗仗，而是打了勝仗。

再說，我沒有在巴黎久留，我很快就回到了我的療養院。雖說醫生基本上采用隔離的方法進行治療，那兒的人還是在兩個不同的時候把希爾貝特的一封信和羅貝爾的一封信交給了我。希爾貝特給我寫道（大約是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她本想留在巴黎，為的是更容易得到羅貝爾的消息，但鴿子號飛機總是空襲巴黎，使她感到十分恐懼，對她的小女兒來說更是如此，所以她就乘上開往貢布雷的最后一班火車逃離巴黎，火車甚至沒有開到貢布雷，她只好乘上農民的大車，經過十個小時難以忍受的路程，才到達當松維爾！“在那兒，請您想一想，等待著您的老朋友的是什么，”希爾貝特最后對我寫道。

“我離開巴黎是為了逃避德國飛機，我想在當松維爾就可以免受任何襲擊，安然無恙。兩天來我卻并非如此，您也決不會想到這兒發生的事情：德國人在拉費爾附近擊敗我軍之后，侵占了這一地區，一個德軍參謀部，然后是一個團，駐扎在當松維爾的大門口，我就只好接待他們，又無法逃跑，因為再也沒有一列火車，什么也沒有。”德軍參謀部是否真的表現良好，還是應該在希爾貝特的信中看到蓋爾芒特家族精神感染的效力，這個家族起源于巴伐利亞，同德國最高級的貴族有親緣關系，但希爾貝特不斷敘說參謀部的人員受過完美的教育，甚至連士兵也是如此，他們只是請求她“準許采摘長在池塘邊的勿忘草”，她把這種良好的教育，同法國逃兵無紀律的暴力行為進行對照，在德國將軍們來到之前，這些逃兵經過花園住宅，就搶劫一空。不管怎樣，如果說希爾貝特的信在某些方面充滿了蓋爾芒特家族的精神——有些人會說是猶太國際主義，這也許并不正確，就象人們將會看到的那樣——，那么我在好幾個月之后收到的羅貝爾的來信，圣盧的味道要比蓋爾芒特的味道重得多，另外也反映了他所具有的一切自由主義的教養，總之，這種教養完全能討人喜歡。可惜他沒有對我談起戰略問題，就象他在東錫埃爾的談話那樣，也沒有對我說他認為戰爭在何種程度上證實了或否定了他當時對我敘述的那些原則。他最多只是對我說，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實際上連續發生了好幾次戰爭，每次戰爭的教訓都影響到下一次戰爭的指揮。例如，突破”的理論已被這種論點所充實，即在突破之前，必須用炮火轟遍敵人占領的陣地。但后來人們又看到，這種炮轟反過來又使步兵和炮兵無法前進，因為陣地上打出了幾千個炮彈坑，構成了幾千個障礙。他對我說：“戰爭沒有違反我們的老黑格爾的規律。它一直處于變化之中。”這同我希望知道的事相比，真是少得可憐。但是，更使我感到生氣的，是他無權對我列舉將軍們的名字。另外，報紙告訴我的少量消息說明，這些并不是我在東錫埃爾時想到的將軍，當時我非常想知道，他們中的哪些人將在一次戰爭中埃已經去世。博離開現役幾乎是在戰爭初期。霞飛、福煦、卡斯特爾諾和貝當，我們從未談到過。“我親愛的。”羅貝爾對我寫道，“我承認，‘他們決不會通過’或者‘他們會被打敗’這樣的話不會令人高興；這些話曾長期使我感到牙痛，就象‘長毛的兵’和其他話那樣，當然，使用比語法錯誤或風格錯誤更糟的詞語來創作史詩會使人厭煩，這些詞語就是自相矛盾、難以忍受的東西，是一種裝模作樣，一種我們極為厭惡的庸俗奢望，猶如那些認為把‘可卡因’說或‘可可’是風趣的表現的人們一樣。但是，如果你看到所有這些人，特別是那些老百性、工人、小商人，看到他們沒有察覺自己身上蘊藏的英雄主義，他們將在自己床上死去卻又沒有想過這點，看到他們在槍林彈雨下奔跑，為的是搶救一個戰友，為的是運走一個受傷的長官，當他們自己被子彈擊中之后，他們在彌留之際露出了微笑，因為主任醫生告訴他們，戰壕已從德國人手里奪了回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親愛的，這使人對法國人產生一種良好的看法，使人能理解我們在課堂上曾感到有點離奇的那些歷史時期。史詩是那樣美，你會和我一樣，感到詞語已無法表達。羅丹和馬約爾2可以用一種人們無法辨認的丑陋材料創造出杰作。在接觸這樣偉大的東西時，‘長毛的兵’在我看來就變成某種東西，如果它首先能包含一種暗示或玩笑，我從它那兒得到的感覺，并不比我們在讀到‘朱安黨人’時來得多。但是，我感到‘長毛的兵’已經為大詩人作好準備，就象洪水、基督或蠻族這些詞在被雨果、維尼或其他人使用之前已經充滿了偉大。我說人民、工人是最好的人，但所有的人都很好。可憐的小福古貝，即大使的兒子，在被打死之前曾七次負傷，他每次打仗回來沒有遭殃，就顯出來參加葬禮，條件是不戴孝，又因轟炸只能呆五分鐘。他母親是個身材高大的女人，你可能認識她，她想必非常悲傷，可別人什么也看不出來。但是，他父親處于這樣一種狀況，我可以肯定地對你說，我最終變得完全無動于衷，原因是我對這種景象已習以為常，如看到正在和我說話的戰友的腦袋突然被炸彈擦傷，甚至和軀干分家，但當我看到可憐的福古貝神情頹喪，看到他象癱瘓一般時，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將軍對他說，這是為了法國，說他兒子表現得象個英雄，但這是白費力氣，只能使可憐的父親哭得更加厲害，他無法松開兒子的遺體。總之，正是為了這點，才必須習慣于‘他們決不會通過’這樣的話，所有這些人，如我可憐的隨身男仆，如福古貝，他們阻止了德國人通過。你也許認為，我們前進得不多，但這種事不應該用推理的方法來思考，一支軍隊感到自己勝利是通過一種內心的感受，猶如一個垂死的人感到自己無法醫治一樣。然而，我們知道，我們一定會取得勝利，我們想取得勝利是為了使大家接受一種公正的和平，我想說不僅對我們來說是公正的，而且是真正的公正，對法國人來說是公正的，對德國人來說也是公正的。”當然，“災禍”并未使圣盧的智慧提高到超越自身的地步。那些才智一般和平庸的英雄，在病后康復期間寫詩，他們處于這樣的地位來描寫戰爭，不是從本身毫無意義的那些事件的高度來寫，而是從平庸的美學的高度來寫，他們在此以前一直遵循著這種美學原則，就象他們在十年前會說的那樣來談論“血紅色的晨曦”、“勝利的顫動飛躍”等等；同樣，圣盧要聰明得多，藝術鑒賞力要高得多，他現在仍然是聰明和有藝術鑒賞力的，當他停留在一個沼澤森林的邊緣時，他饒有趣味地為我記下了一些景色，但仿佛是去打野鴨那樣。為了使我理解明暗的某些對照，即“他的早晨的魅力”，他對我列舉了我們過去都喜歡的某些畫事，也不怕暗示羅曼·羅蘭作品的片段，甚至尼采作品的片段，他具有前方將士的那種無拘無束，他們不象后方的人們那樣害怕說出一個德國人的名字，他甚至還有點賣弄風情，列舉一個敵人的名字，例如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置于左拉案件的證人室中的敵人，他在他并不認識的、最激烈的德雷福斯派詩人比埃爾·吉亞西面前走過時，朗誦他象征性的正劇的詩句：《斷手女郎》。圣盧對我談起舒曼的一個旋律時，只是用德語說出它的標題。他絲毫也沒有轉彎抹角，而是直截了當地對我說，當他在黎明時分在這個森林的邊緣首次聽到鳥兒啁啾鳴叫，他感到非常興奮，仿佛鳥兒在對他談論這“雄偉壯麗的《西格弗里德》”，他真希望能在戰后聽到這部歌劇——

原文為poilu，是第次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兵的綽號。

2馬約爾（8—944），法國畫家、版畫家、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雕刻家之一，其作品為現代抽象雕刻各流派的實驗鋪平了道路。

現在，當我第二次回到巴黎時，我在到達的第二天，又收到希爾貝特的一封信，她大概已經忘了我帶回來的那封信，至少是對那封信已經沒有印象，因為她對一九一四年年底離開巴黎這件事又在信中作了回顧，不過是以相當不同的方式進行的。“您也許不知道，我親愛的朋友，”她對我說，“我到當松維爾快兩年了。我是和德國人同時到達這兒的。當時大家都想阻止我離開。人們把我當作瘋子。人們對我說：‘怎么，您在巴黎十分安全，可您卻要到占領區去，而且正是在大家都想逃離這些地區的時候。’我并不否認這種推理有它正確的地方。但是，我有什么辦法呢？我只有一個長處，我不膽怯，或者說我很忠誠，如果您更喜歡這樣說的話，當我知道我親愛的當松維爾受到威脅時，我不愿意讓我們年老的財產代管人一個人呆在那兒保護它。我感到我的位置在他的身邊。另外，正是因為我作了這個決定，我才基本上拯救了城堡——當時附近的其他所有城堡都被它們慌亂的主人所拋棄，幾乎全都被徹底摧毀——，拯救的不僅是城堡，而且還有我親愛的爸爸十分珍惜的珍貴收藏品。”總之，希爾貝特現在確信，她去當松維爾，就象她在一九一四年時對我寫的那樣，不是為了躲避德國人，使自己處于安全的地方，而是恰恰相反，是為了遇到德國人，使自己的城堡不受德國人騷擾。另外，德國人并沒有留在當松維爾，但她的家里不斷有軍人來往，這種來往大大超過在貢布雷的街上使弗朗索瓦絲流淚的那種來往，她象自己所說的那樣，這次可是千真萬確，過著前線的生活。因此，人們在報上竭力頌揚她那值得欽佩的表現，還談到要給她授勛。她來信的結尾部分完全正確。“您對這場戰爭的情況沒有概念，對一條公路、一座橋、一個高地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也沒有概念。有多少次我想到了您，想到了那些散步，散步由于您而變得美妙，當時我們一起在這個地方到處散步，可現在這地方已變成廢墟，同時，大規模的戰斗正在進行，為的是占領您過去喜愛的某條小道、某個小丘，我們曾多少次一起到那兒去！也許您和我一樣，您也不能想象默默無聞的魯森維爾和令人厭倦的梅塞格利絲將成為著名的地方。過去，人們曾從那兒把我們的信件帶給我們，當您身體不舒服時，又曾派人去那兒請醫生。噯，我親愛的朋友，它們從此載入榮譽之冊，如同奧斯特利茨或瓦爾米一樣。梅塞格利絲戰役持續了八個多月，德軍在那兒損失了六十多萬人，他們摧毀了梅塞格利絲，但沒能占領它。您過去十分喜歡的那條小道，就是我們稱之為山楂花斜坡小路的這條，您在小道上說您在童年時代曾愛上了我，而我卻對您肯定地說是我愛上了您，我無法對您說，這條小道是多么重要。廣闊的麥田是小道的終點，也就是著名的三○七高地，您想必在公報中經常看到它的名字。法國人炸掉了維福納河上的小橋，您當時說，它并不象您原來希望的那樣，使您回憶起自己的童年，德國人則建造了另一些橋；在一年半的時間里，他們占領了半個貢布雷，法國人則占領了另外半個。”

我收到這封信的第二天，就是在那天的前兩天——在那天，我在黑暗中慢慢行走時，聽到自己的腳步聲，同時又在反復回想所有這些往事——圣盧從前線回來，即將回去，就來對我進行只有幾秒鐘的拜訪，我一聽到他來訪的通報，就感到極其激動。弗朗索瓦絲想朝他奔過去，希望他能夠讓那個當屠夫的靦腆小伙子復員，一年以后，和他同年應征入伍的士兵將要去打仗。但是，她自己也感到這種嘗試毫無用處，所以就沒有這樣做，因為這個靦腆的牲畜屠夫早已換了肉店。也許是我們的肉店擔心失去我們的顧客，也許是它出于誠意，店里對弗朗索瓦絲說，不知道這個永遠當不了好屠夫的小伙子被哪里雇傭了，弗朗索瓦絲則到處進行仔細的尋找。但是，巴黎地方很大，肉店又很多，她徒勞無益地走進大量肉店，但沒能找到這個身上帶血跡的靦腆青年。

當圣盧進入我的房間時，我走到他的身旁，懷著靦腆的感情，帶著超自然的感覺，其實所有休假的軍人都會使人產生這種感覺，當你被帶到一個得了致命的病卻還能起身、穿衣和散步的人身邊時，也會產生這種感覺。看來（特別在開始時是這樣，因為對于一個象我這樣沒有在遠離巴黎的地方生活過的人來說，習慣已經養成，這種習慣使我們看到過好幾次的事物失去了給人以深刻印象并使人產生想法的根子，而這種根子能賦予它們以真正的意義），看來幾乎是這樣，即在給予戰士們的這些休假中，存在著某種冷酷的東西。在首批休假時，人們心里在想：“他們不愿再回去，他們要開小差。”確實，他們不僅僅來自那些使我們感到不現實的地方，因為我們只是從報上聽到別人談論這些地方，無法想象人們參加了這些異乎尋常的戰斗之后，帶回來的只有肩上的挫傷；這些地方是死亡之岸，他們即將回到那兒去，他們來到我們中間只有片刻的時間，難以為我們所理解，使我們充滿了溫柔、恐懼和一種神秘的感情，猶如我們追念的那些死者，在我們眼前顯現的時間只有一秒鐘，我們又不能去詢問他們，另外他們最多只會對我們回答道：“你們是無法想象的。”因為奇怪的是，在那些在前線死里逃生的休假軍人身上，在那些被一個通靈者催眠或召回亡靈的生者或死者身上，同奧義進行接觸的唯一結果，是在可能的情況下使話語更加微不足道。我這時接觸到的羅貝爾就是如此，他在前線還得了個傷疤，對我來說，這個傷疤比一個巨人在地上留下的腳印更令人敬畏，更加神秘。我不敢對他提出問題，他也只對我說些一般的話。這些話同戰前可能說的話區別極小，仿佛雖然發生了戰爭，人們還是同過去一樣；談話的語調仍然相同，不同的只有談話的內容，說不定連這點不同也沒有！

我覺得自己已經明白，他在軍隊里找到了一些辦法，使他逐漸忘掉莫雷爾過去對他和他舅舅態度不好。可是，他對此人保持著一種深厚的友誼，并突然希望再次見到此人，不過他不斷推遲見面的時間。我認為要體貼希爾貝特，就不能對羅貝爾說，他只要去維爾迪蘭夫人家，就能找到莫雷爾。

我謙恭地對羅貝爾說，人們在巴黎不大感到是在打仗。他對我說，即使在巴黎，有時也“相當奇特”。他指的是前一天齊柏林飛艇進行的一次空襲，他問我當時是否看清楚了，不過就象他過去和我談起某一次從美學角度來看十分精彩的演出一樣。因此，在前線的人們知道，說“真妙，多好的玫瑰！還有這淡綠色！”是一種賣弄風情，因為在這個時候，人們隨時會被打死，但這點在圣盧的身上并不存在，是他在巴黎談論一次微不足道的空襲的時候，這次空襲可以從我們的陽臺上看到，發生在一個寧靜的夜晚，這個夜晚突然變成真正的節日，放射出有效的、起保護作用的火箭，吹響了集合的號角，這一切并非只是為了檢閱，等等。我同他談起夜空中升起的飛機的美。“也許降落的，機更美，”他對我說。“我承認，飛機升起的時刻，即它們將要成為星斗的時刻，是非常美的，在這方面，它們遵循的規律同支配星體的規律一樣準確，因為你感到精彩的場面，是空軍中隊的集合，指揮部對它們下達命令，它們去進行出擊，等等。但是，在最終變得象星星一樣之后，它們又分離開來，以便去進行出擊，或是在軍號吹響之后返回，這就是它們制造世界末日的時刻，連星星也不再保留自己的位置；相比之下，你是否不喜歡這樣的時刻？還有那些警報聲；瓦格納的味道不是相當足嗎，不過為了迎接德國人的光臨，這是十分自然的事。威廉二世的皇太子和王妃們坐在皇家包廂里，wahtamrhei就成為國歌味十足的曲調；這就會使人思忖，那些升到天空的是否真是飛行員，而不是女武神瓦爾屈里。”他仿佛樂于把飛行員和瓦爾屈里相提并論，還用純音樂的理由來作出解釋：“當然嘍，這是因為警報的音樂是一種騎行2！一定要德國人來了以后，才能在巴黎聽到瓦格納的樂曲。”用某些觀點來看，這個比喻并沒有錯。城市仿佛是一個黑洞，突然走出深處和黑暗，來到光明和天空之中，在那里，飛行員在凄厲的警報聲召喚下，一個接著一個地沖過去，不過速度比較緩慢，但更為狡詐，更令人不安，因為這種目光使人想起它正在尋找的目標，這目標還看不見，但也許已近在眼前，探照燈不斷轉動，探察著敵機，將它擒獲。一個空軍中隊接著另一個空軍中隊，每個飛行員就這樣從現在被搬到天上的城市中沖出去，猶如一位女武神。然后，地上的一些角落，在貼近房屋的地方被照亮了，我就對圣盧說，前一天他如果在家里，就能在欣賞天上的世界末日的同時，看到地上（如同在格列柯的《奧爾加斯伯爵下葬》3中那樣，畫中兩個景是平行的）有一出真正的滑稽舞劇，由一些穿著長睡衣的人物演出，這些人因自己出了名，完全可以被派到這位費拉里的某個接班人那里去，費拉里寫的那些關于社交生活的短文，曾經常使圣盧和我感到高興，我們為了取樂，也來創作這樣的短文。那天我們又在做這樣的事，仿佛戰爭并不存在，雖說題材的“戰爭”味很濃，即對齊柏林飛艇的懼怕：“不容置辯，美妙的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穿著長睡衣，滑稽可笑的蓋爾芒特公爵穿著粉紅色的睡衣和浴衣，等等。”——

德語，意思是“守衛在萊茵河畔”，指瓦格納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中三女神守衛著萊茵河底的黃金。

2指瓦格納的歌劇中女武神們的騎行。

3格列柯（54—4），西班牙畫家。他的代表作《奧爾加斯伯爵下葬》（58—588）明確分為天國和人間兩部分，傳說中的圣徒奧古斯丁和斯提反顯靈出現在伯爵葬禮上，送死者入墓穴，作為他為建造教堂慷慨捐助的報答。

他對我說：“我可以肯定，在所有的大旅館里，人們應該看到那些穿襯衫的美國猶太女人，珍珠項鏈緊貼在她們衰老的胸脯上，使她們能嫁給一位破產的公爵。在這些夜晚，里茨飯店應該同自由貿易大廈相仿。”

我對他說：“你記得我們在東錫埃爾的那些談話。”——“啊！那時可是大好時光。一條鴻溝把我們和那個時候分隔開來。這些美好的日子是否將會重現？

它們從我們無法探測的深淵中顯現，

猶如天上升起的那些太陽恢復青春，

是在深深的海洋中洗滌以后。”

我對他說：“咱們去想那些談話，只是為了回憶其中的甘甜。我過去想從中找到某種真理。現在的戰爭把一切都打亂了，特別是象你對我說的那樣，打亂了對戰爭的看法；你當時對我說的有關那些戰役的話，譬如說有關拿破侖的那些戰役，說它們會在將來的戰爭中被模仿，現在的戰爭是否已使這些話變得無效？”——“一點也不！”他對我說。“拿破侖的戰役總會再現，特別是因為在這次戰爭中，興登堡充滿了拿破侖的精神。他迅速調動部隊，他聲東擊西，他或是在一支敵軍之前只留下一小股部隊，以便把所有其他部隊集合起來攻擊另一支敵軍（一八一四年的拿破侖），或是完全鉗制住敵人，迫使敵人將自己的部隊駐扎在并非是主要的戰線上（興登堡在華沙城下就是這樣聲東擊西的，受騙上當的俄國人在那里進行抵抗，并在馬祖里湖吃了敗仗），他的撤退同奧斯特利茨、阿爾科和埃克米爾戰役開始時的撤退相同，他身上的一切都是拿破侖式的，可這些還不是全貌。我再補充一點，如果你在遠離我的地方，陸陸續續地解釋這次戰爭中的那些事件，不是單單相信興登堡的這種特殊方式，以便從中找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意義，他即將做的事情的關鍵。一位將軍就象一位作家，想寫一部劇本、一本書，而這本書本身，由于在這里顯示了出乎意料的力量，在那里展示了絕境，使作者大大偏離了預定的計劃。譬如說，牽制攻擊只應在一個本身相當重要的據點上進行，你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牽制攻擊的成功超出了任何期望，而主要的戰役卻以失敗告終，這時，牽制攻擊就可能成為主要的戰役。我預料興登堡會采取拿破侖戰役的一種類型，即把英國人和我們這兩個敵人分而擊之。”

然而，必須指出，如果說戰爭并沒有提高圣盧的智力，那末這種智力受到一種遺傳起很大作用的演變的支配，已具有一種我從未在他身上見到的光輝。過去是被時髦女人追求或希望被時髦女人追求的金發青年，現在是不斷玩弄詞句、喜歡高談闊論的空談家，這兩者之間的差距有多大！他處于另一代之中，長在另一個莖上，就象一位演員，重演過去由布雷桑或德洛內扮演的角色，猶如德·夏呂斯先生的一個接班人，臉色紅潤，頭發金黃和金色，而另一位的頭發一半漆黑一半雪白。他徒然和自己的舅舅在戰爭上意見不合，站在把法國放在首位的那部分貴族一邊，而德·夏呂斯先生實際上是失敗主義者；他可以向那位沒有看到“角色的第一個扮演者”的先生表明，人們如何能在爭辯者這個角色中出類拔萃。

“看來，興登堡是一種啟示，”我對他說。——“一種舊啟示，”他針鋒相對地回答我，“或者是一種未來的革命。未來應該做的事不是寬容敵人，而是讓芒香自由行動，是打敗奧地利和德國，使土耳其歐洲化，而不是讓法國門的內哥羅化。”——“但是，我們將得到美利堅合眾國的幫助，”我對他說。——“目前，我在這里只看到美利堅分眾國的景象。為什么因害怕法國拋棄基督教信仰而不對意大利作出更大的讓步？”——“要是你舅舅夏呂斯聽到你的話才好呢！”我對他說。“實際上，要是人們再觸犯一點教皇，你是不會感到不高興的，而他卻絕望地想到人們可能會有損于弗蘭茨－約瑟夫的帝位。另外，他在這方面的想法合乎塔列朗和維也納會議的傳統。”——“維也納會議的時代已經結束，”他對我回答道。“對于秘密外交，必須用具體外交來加以抗衡。我舅舅其實是個不知悔改的君主主義者，人們可以讓他吞下鯉魚，就象莫萊太太那樣，或是吞下內壕墻，就象阿蒂爾·梅耶那樣，只要鯉魚和內壕墻是用尚博爾的方法燒的。我認為，他由于憎恨三色旗，寧愿站在紅色無沿帽2的破布之下，并會誠心誠意地把它當作白旗。”當然，這不過是空口說白話，圣盧遠沒有他舅舅有時具有的獨特的深邃。但是，他性格和藹可親，而他舅舅則疑神疑鬼。他仍然象在巴爾貝克時那樣可愛、紅潤，還有一頭金發。他舅舅無法超越他的，只有圣日耳曼區的精神狀態，具有這種精神狀態的人們認為自己同圣日耳曼區的關系最為疏遠，而這種精神狀態既賦予他們對天生并不聰明的人們的尊重（這種尊重確實只盛行于貴族之中，并使那些革命顯得如此不公道），又在其中攙雜了一種毫無意義的自滿。通過謙卑和驕傲的混雜，后天獲得的思想好奇和天生的威嚴的混雜，德·夏呂斯先生和圣盧經歷不同的道路，具有不同的觀點，又相隔一代人的時間，卻成為任何新思想都會使其感興趣的知識分子，又都是那樣健談，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們剎車。因此，一個有點平庸的人，會根據自己當時的情緒，認為他們倆都十分迷人或都惹人討厭——

門的內哥羅是南斯拉夫南部的聯邦共和國，也是南斯拉夫最小的共和國。

2紅色無沿帽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最激進分子的服飾。

我一面這樣回憶圣盧的來訪，一面走著，繞了個過于長的彎路，幾乎走到殘老軍人院橋邊。燈光（因哥達式轟炸機）相當稀少，點亮的時間也有點過早，因為“時間的改變”進行得有點過早，而當時天還黑得相當快，這種改變在整個氣候宜人的季節都保持不變（猶如暖氣設備從某個日期起開啟和關閉一樣）；在夜晚燈光照亮的城市上空，在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這個天空不知道有夏令時間和冬令時間的區別，也不愿知道八點半已經變成九點半，在這近于藍色的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還仍然有點亮光。在特羅卡德羅的那些塔樓俯視的那部分城區中，天空都呈現為青綠色的遼闊海洋，退潮的海水已經使黑色的巖礁露出一條淡淡的線條，也許只是漁夫撒下的張張漁網，排列成一條直線，實際上這些是小片云彩。此刻是青綠色的云海，在不知不覺中席卷了參加地上巨大革命的人們，人們在地上相當瘋狂，繼續進行著他們那些革命和他們那些徒勞無益的戰爭，就象目前這場使法國流血的戰爭。此外，天空覺得不值得改變自己的時間差，就在燈火點點的城市上空，以這些近于藍色的色調，無精打采地延長著遲遲不走的白晝；不斷望著死氣沉沉和過于美的天空，就感到頭暈目眩：這不再是廣闊的海洋，而是在垂直的方向顏色由濃變淡的冰川。特羅卡德羅的那些塔樓，看起來同青綠色的臺階如此接近，實際上卻極為遙遠，猶如瑞士某些城市中的兩座塔樓，人們以為是在遠處，實際上就在山頂斜坡的近旁。

我半途折回，但剛離開殘老軍人院橋，天上就不再發亮，城里也幾乎沒有燈光，我的腳到處踢到那些垃圾箱，把一條小路錯當成另一條小路，我機械地在陰暗的街通構成的迷宮里行走，不知不覺地來到了環城路。在那兒，我剛才產生的東方的感覺又重新出現，另一方面，在回憶了督政府時期的巴黎之后，又回憶起一八一五年的巴黎。就象在一八一五年那樣，協約國部隊的軍裝以極不協調的色彩魚貫而行，其中有穿著紅色短裙褲的非洲人，有頭裹白纏巾的印度人，這些人足以使我把我漫步的巴黎當作一個想象中具有異國情調的東方城市，不但服飾和臉色同東方一模一樣，而且連周圍的環境也同隨意想象出來的相仿，猶如卡帕契奧把自己生活的城市變為耶路撒冷或君士坦丁堡，方法是在其中加入一群人，這群人穿著奇妙的玉顏六色的衣服，但顏色并不比現在這群人更為鮮艷。我走在兩個朱阿夫兵2的后面，看到一個高大、肥胖的男人，兩個兵好象并沒有注意這個男人，只見他頭戴軟氈帽，身穿寬袖長外套，看到他淡紫色的臉，我感到猶豫，不知是否應該給他加上一個演員或一個畫家的名字，這個演員或畫家都因無數次雞奸的丑聞而出名。不管怎樣，我確信自己不認識這個散步者。因此，當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之時，我十分驚訝地看到他神情尷尬，故意停住腳步，朝我走來，猶如一個男人想要表明，你決不會發現他正在干一件他希望不要聲張的事情。瞬間我心里在想，是誰在向我問好：原來是德·夏呂斯先生。人們可以說，在他看來，他疾病的發展或他惡習的劇變處于極端的狀態，在這一狀態中，個人原先最基本的人格和他祖先的品質，完全被隨之而來的一般缺陷或疾病所掩蓋。德·夏呂斯先生來源于自我中盡可能遠的地方，或者確切地說，他本人已被他目前變成的這種形象完全掩蓋起來，這種形象不屬于他一個人，而屬于其他許多**倒錯者，因此，當他在環城路上行走，走在這些朱阿夫兵的后面時，我一開始把他當作朱阿夫兵中的一員，當作另一個朱阿夫兵，而不是看作德·夏呂斯先生，不是看作一位大貴族，不是看作一個想象力豐富、風趣幽默的人，此人和男爵的相象之處，只有這種眾人共有的神態，現在，他身上的這種神態掩蓋了一切，至少在全神貫注地對他進行觀察之前是如此——筆趣庫

卡帕契奧（約40—525f52），意大利文藝復興早期威尼斯畫派最偉大的敘事體畫家。

2朱阿夫兵是法國輕步兵，原由阿爾及利亞人組成，84年起全部由法國人組成。

這樣，我本想去維爾迪蘭夫人家里，卻遇上了德·夏呂斯先生。當然，我并非象過去那樣在她家里遇到他；他們的不和越發加深，維爾迪蘭夫人甚至利用目前發生的事件，使他更加威信掃地。她早就說過，她覺得他已經衰退、完蛋，認為他那些所謂的勇敢，比最為因襲守舊的作家還要陳腐，她現在對這種抨擊進行概括，并厭惡他的一切想象，說他是“戰前的”貨色。在她的小圈子看來，戰爭用一條鴻溝把他和現在分割開來，使他退到死水一潭的過去之中。此外——這主要是對消息不太靈通的政界說的，她把他描述成“不倫不類”、“旁門左道”，在社交界的地位是如此，在智力上的才能也是如此。“他不去看望任何人，任何人也不接待他，”她對邦當先生說，并輕而易舉地使邦當先生相信她的話。不過，在這些話中也有真實的成分。德·夏呂斯先生的地位已經發生變化。他對社交界的關心越來越少，又因性格桀驁不馴，同作為社會精華的大部分人鬧翻，并因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不愿同這些人重歸于好，因此，他過著相當孤獨的生活，這種孤獨并不是因為貴族階級的排斥，就象德·維爾巴里西斯夫人去世時的孤獨，但在公眾的眼中卻顯得更加糟糕，其原因有兩個。德·夏呂斯先生的壞名聲現已眾所周知，這就使那些不明情況的人認為，大家是因此而不同他經常來往的，他也就自動拒絕和大家來往。因此，他易怒的性格所產生的印象，是他對人們發怒而蔑視他們。另外，德·維爾巴里西斯夫人有一道很大的屏障：家庭。而德·夏呂斯先生卻在家庭和他之間增添了許多不和。再說，家庭好象并未使他感到興趣，特別是在老區那邊，即古弗瓦西埃那邊。他與古弗瓦西埃家族相反，對藝術作過十分大膽的嘲諷，但他沒有覺察，一位貝戈特最能使他感到興趣的，是他同所有這個老區的親戚關系，是向他描述他那些堂姐妹從騎子街到波旁宮廣場和茜草田街所過的幾乎象外省一般的生活。

此外，維爾迪蘭夫人持有一種并非居高臨下，即更講求實際的觀點，她假裝認為他不是法國人。“他到底是什么國籍，他是不是奧地利人？”維爾迪蘭夫人并無惡意地問道。——“不，完全不是，”莫萊伯爵夫人回答道，她本能的反應服從于情理，而不是仇恨。——“不，他是普魯士人，”女主人說。

“不過我只是對您說說，我知道這事，他對我們說過好幾次，他曾是普魯士上議院的世襲議員，被稱為durh－

lauht。”——“然而，那不勒斯王后曾對我說……”——“您知道，她是個可怕的女間諜，”維爾迪蘭夫人大聲說道，她沒有忘記這位退位的王后一天晚上在她家里所持的態度。“我知道這事，而且十分確切，她就是靠這個生活的。如果我們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這些家伙都應該關到一個集中營去。就得這樣！不管怎樣，您最好還是別去接待這群漂亮的人，因為我知道內政部長在監視他們，您的公館會受到監視。任何事都不會使我消除這種想法，即夏呂斯在兩年之中不斷在我家進行間諜活動。”維爾迪蘭夫人也許在想，人們可能會產生懷疑，極為詳細地報告這個小圈子的組織，是否會引起德國政府的興趣，但她知道，她如果不提高嗓門，她說話的價值只會顯得更高，所以她帶著溫柔而敏銳的神色說：“我從第一天起就會對您說，我和丈夫說過：這個人被帶到我家的方式，我不滿意。這有點鬼鬼崇崇。我們在一個小海灣里面，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曾擁有一座花園住宅。德國人一定使那個地方變了樣，在那里建造一個潛艇基地。有些事在當時曾使我感到驚訝，可現在我都明白了。開始時，他不愿同我的其他客人一起乘火車來。我很客氣地請他住在城堡的一個房間里。可他不要，情愿住在東錫埃爾，那里有許多部隊。所有這些都使人清楚地聞到間諜活動的味道。”——

德語，意思是“殿下”。

對于針對夏呂斯男爵的第一個指責，即指責他已經過時，社交界人士會輕而易舉地認為維爾迪蘭夫人說得對。其實，這些人是忘恩負義之徒，因為德·夏呂斯先生可以說是他們的詩人，曾從周圍的社交活動中提取一種詩意，其中有歷史、美、秀麗、詼諧和淺薄的優雅。但是，社交界人士無法理解這種詩意，所以在生活中也看不到任何詩意，就在別處尋找，并把那些比德·夏呂斯先生差無數倍的人，捧得比他高一千倍，那些人蔑視萬物，卻鼓吹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德·夏呂斯先生十分樂意講述一些在無意中變成典型的詞語，并描寫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優雅得十分巧妙的服飾，把她看成美妙的婦女，這就使社交界的一些婦女把他當作傻瓜，因為這些女人認為蒙莫朗西公爵夫人是個無人注意的蠢女人，認為那些裙子做出來可以穿，但別人一點不會顯出注意它們的樣子，她們認為自己更加聰明，會跑到巴黎大學去聽課，或是到眾議院去聽德沙涅爾演講——

德沙涅爾（855—922），法國政治家，曾兩次出任眾議院議長（898—902，92—920），920年當選共和國總統。

總之，社交界的人們對德·夏呂斯先生感到厭煩，并非因為對他罕見的智力才能了解過深，而是因為從未對此進行了解。人們認為他是“戰前的”貨色，是過時貨，因為這些最不善于評論長處的人，正是在給長處進行分類時最會采取時興的等級的那些人；他們未曾騷擾，甚至沒有觸動過去一代人中有才能的人們，現在卻要抨擊所有這些人，因為這是新一代的標記，人們不會對這一代人有更多的了解。

至于第二個指責，即指責他日耳曼化，社交界人士的中庸思想會使他們拒絕這種指責，但這種指責找到了莫雷爾這位堅持不懈并特別殘酷的代人，莫雷爾善于在報界乃至社交界保持自己的地位，而這種地位卻是德·夏呂斯先生兩次費了同樣大的力氣才使他得到的，后來也沒有使他失去這種地位，但莫雷爾一直憎恨男爵，不管他曾和男爵保持過何種關系，由于他知道男爵心地善良卻又向許多人加以隱瞞，他的憎恨就更應受到遣責。德·夏呂斯先生對小提琴師非常慷慨，十分體貼，對他顯示出從不食的認真態度，所以夏爾莉同他分手時對他的印象，并不是一個有惡習的人（他最多把男爵的惡習看作一種疾病），而是一個他從未見到過的高尚思想最多的人，一個極富有同情心的人，具有一種圣人的風度。莫雷爾對此很少否認，即使在同他鬧翻之后，還由衷地對親戚說：“你們可以把自己的兒子托付給他，他只會對你們的兒子產生最好的影響。”因此，當他竭力用文章來折磨男爵時，他在思想上對男爵嘲諷的對象并不是惡習，而是美德。戰前不久，報上的專欄短文對熟悉內情者來說是一目了然的，這些短文開始對德·夏呂斯先生進行最嚴厲的中傷。有篇短文的標題為：《名字以us結尾、享有亡夫遺產的寡婦的不幸遭遇，男爵夫人過去的時日》，維爾迪蘭夫人買了五十份刊登這篇文章的報紙，以便把文章借給熟悉的人們看，而維爾迪蘭先生則表示，連伏爾泰也沒有寫得這樣好，并大聲朗讀這篇文章。自從戰爭爆發以來，調子發生了變化。抨擊的并非只是男爵的**倒錯，而且還有他所謂的德國國籍：“fraubosh”，“frauvodebosh”是德·夏呂斯先生通常的綽號。一篇具有詩意的文章從貝多芬的某些舞曲中借用了這個標題：《一個德國女人》。最后是兩條消息：《美洲叔叔和法蘭克福姑媽》和《后方男子漢》，其校樣在小圈子內閱讀時曾使布里肖本人感到高興，他大聲說道：“但愿十分高超、權勢很大的阿納斯達齊女士別對我們的文章進行刪節2！”——

德語，意思是：“德國佬太太”，“馮·德國佬太太”。

2那些文章本身要比滑稽可笑的題目更加微妙。它們的風格來自貝戈特但是以一種也許只有我一個人才感覺到的方式來寫的，原因如下。貝戈特的作品根本沒有對莫雷爾產生過影響。多產現象是以一種十分特殊而又罕見的方式產生的，正因為如此，我才在這里提及此事。我曾在恰當的時候提出，貝戈特說話時選擇和說出詞語的方式十分特別。莫雷爾曾長期在圣盧家里遇到他，對他進行了“模仿”，莫雷爾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聲音，使用他也會使用的詞語。然而現在，莫雷爾為了寫作，把貝戈特式的談話記錄下來，但并未對談話進行修改，就象貝戈特會做的那樣。同貝戈特談過話的人不多，所以人們無法辨認談話的調子，這種調子與風格不同。這種口頭多產的現象十分罕見，所以我想在此指出這點。這種現象只會產生不結果實的花朵。——作者注。

莫雷爾的法國血液在血管里沸騰，猶如貢布雷的葡萄汁發酵起泡一樣，他身在報社的辦公室，卻認為戰爭時期呆在辦公室里沒有出息，所以最終投筆從戎，雖然維爾迪蘭夫人竭盡全力說服他留在巴黎。當然，她感到氣憤的是，德·康布爾梅先生在他這樣年紀仍留在參謀部里，她在談到任何不去她家的人時說：“這個人是在什么地方想出辦法躲起來的？”要是有人斷這個人從第一天起就在第一線，她會毫無顧忌地回答說撒謊，或者也許是她沒有弄錯的習慣：“完全不是，他沒有離開過巴黎，他正在做一件事，這件事幾乎和陪一位部長散步一樣危險，這話是我對您說的，我對您打包票，我是通過一個看到他的人知道這件事的。”但是，對待那些常客卻并非如此，她不愿讓他們上前線，認為戰爭非常“使人煩惱”，會使他們疏遠。因此，她進行一切活動使他們留下來，因為這樣她將會得到雙重的樂趣，一是同他們共進晚餐，二是當他們尚未到達或已經出發之時，使他們對無所事事感到沮喪。不過必須使她的常客同意這種圈套式的安排，她看到莫雷爾硬要這樣做感到遺憾，同他談了很久，但白費力氣：“不，您是在這個辦公室里出力，而且比在前線用處更大。需要的是有用處，真正成為戰爭的一部分，并參加進去。有些人參加了進去，另一些人則是遠離火線工作的軍人。而您呢，您參加了進去，請您放心，大家都知道，沒有人會譴責您。”她在不同的情況下就是這樣，不過男人并非如此罕見，她也不必象現在那樣以女客為主，如果有一個男人失去了母親，她就會毫不猶豫地使他相信，他可以繼續出席她的招待會而不會有任何不便。“悲傷要放在心里。您如果想去參加舞會（她是不舉辦舞會的），我會第一個勸您不要去，但在這里，在我星期三的小聚會中或者在一個樓下包廂里，無人會對此感到驚訝。人們十分清楚，您感到悲傷……”現在，男人更加罕見，喪事更加頻繁，甚至無須阻止他們出入社交界，戰爭就足以說明問題。維爾迪蘭夫人拼命拉住留下的那些男人。她想要使他們相信，他們留在巴黎對法國更有用處，就象過去她會對他們肯定地說，死者要是看到他們在娛樂會感到更加高興。不管怎樣，她的男客很少；也許她有時后悔自己同德·夏呂斯先生關系破裂，而且已無法重歸于好。

但是，如果說德·夏呂斯先生和維爾迪蘭夫人不再進行互訪，維爾迪蘭夫人卻繼續接待客人，而德·夏呂斯先生則繼續尋歡作樂，仿佛一切都沒有改變，只是有幾個無關緊要的小小區別。例如，在維爾迪蘭夫人家里，戈達爾現在參加招待會時身穿《夢幻島》中的上校軍裝，相當象一位海地海軍上將的軍裝，呢料上有一條天藍色的寬綬帶，使人想起“瑪利亞的子女們”的綬帶；德·夏呂斯先生過去喜愛成年男子，由于他現在所在的城市中成年男子都已銷聲匿跡，他就象某些法國人一樣，那些人喜歡在法國的女人，并住在殖民地里：他迫不得已，先是養成了玩男孩的習慣，后來開始喜歡男孩。

不過，這些特點中的第一個特點相當迅速地消失了，因為據報上說，戈達爾不久便“面對敵人”而死，雖說他沒有離開過巴黎，實際上是因年老過于勞累，不久以后維爾迪蘭先生也隨之而去，他的死只使一個人感到悲傷，據說此人就是埃爾斯蒂爾。我曾以一種可以說完美無缺的觀點研究過他的作品。但是，隨著年事漸高，他迷信地把自己的作品和曾經為他提供模特兒的社會聯系起來；通過印象的煉金術，社會在他的筆下變成了藝術作品，為他提供了公眾和觀眾。他越來越象唯物主義者那樣相信，美的顯著部分存在于事物之中，所以他先是把埃爾斯蒂爾太太看作他曾在自己的繪畫中和一些掛毯中追求過、喜歡過的有點粗俗的美的典型，而維爾迪蘭先生的去世，使他看到社會背景，即行將消失的背景——同作為該背景組成部分的時裝式樣的過時一樣迅速——的最后一批殘余中的一種隨之消失，這種殘余可以扶植一種藝術，證明其可靠性，猶如法國大革命在摧毀十八世紀的優雅時，可以使一位游樂圖的畫家感到難過，或是蒙瑪特爾高地和烘餅磨坊的消失，會使雷諾阿感到傷心；但是，維爾迪蘭先生的去世，尤其使他看到一雙眼睛和一個頭腦的消失，它們曾對他的繪畫作過最為中肯的評價，他的繪畫可以說是以令人喜歡的回憶這種狀態存在于它們之中。也許已經出現一些同樣喜愛繪畫的年輕人，但他們喜愛的是另一種繪畫，他們不象斯萬那樣，不象維爾迪蘭先生那樣，得到過惠斯勒有關情趣的忠告，得到過莫奈有關真實的建議，這些忠告和建議能使他們正確評價埃爾斯蒂爾。因此，聽到維爾迪蘭先生的噩耗，埃爾斯蒂爾感到更加孤獨，雖說多年來他和維爾迪蘭先生并不和睦，對他來說，這猶如他作品中的一點美，隨著宇宙中存在的一點對這種美的意識的消失而黯然失色。

至于德·夏呂斯先生在尋歡作樂方面的變化，則仍然是斷斷續續的：他同“前線”保持著大量通信，因此并不缺少相當成熟的休假軍人。

我過去相信別人說的話，當聽到德國、保加利亞和希臘依次聲明自己的和平意愿時，我真想相信這些話。但是，自從同阿爾貝蒂娜和弗朗索瓦絲一起生活以來，我已習慣于猜測她們沒有明的想法和計劃，所以我不讓威廉二世、保加利亞的費迪南和希臘的康斯坦丁用任何冠冕堂皇的話來欺騙我的本能，我的本能可以猜到他們中任何一個策劃的陰謀。我同弗朗索瓦絲和阿爾貝蒂娜的爭吵，當然只是私人間的爭吵，只會涉及一個人這樣的小小精神細胞的生活。但是，存在著動物的軀體和人類的軀體，即細胞的組合，每個組合對于一個細胞來說猶如勃朗峰那樣高大；同樣，也存在著個人的有組織的巨大集合體，稱之為民族；集合體的生活只是在擴大作為組合成分的細胞的同時重復細胞的生活；誰不能理解細胞生活的秘密、反應和規律，誰在談論民族之間的斗爭時就只能空話連篇。但是，如果有人掌握這些個人的心理狀態，那末，這些由個人聚集起來的巨大群體在發生沖突時就會在他的眼里呈現出一種美，這種美要比只是由兩個性格剛強的人進行沖突而產生的斗爭更為強烈；他將以這樣的比例看到它們，如同一群纖毛蟲看到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軀干，而裝滿一個放在旁邊的一立方毫米的容器，需要的纖毛蟲多達一萬多條。這就是近來法國的偉大形象和德國的形象，法國的形象連四周都充滿幾百萬個各式各樣的小多邊形，德國的形象則充滿更多的多邊形，這兩個形象之間具有這些爭吵中的兩種。因此，從這個觀點來看，德國的軀干和法國的軀干、協約國的軀干和敵人的軀干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如同個人一般。但是，它們相互進行的打擊，是受一種不可勝數的拳擊的支配，圣盧曾對我闡述這種拳擊的原則；因為即使把它們看作人，它們仍然是個人的巨大集合體，所以爭吵就具有廣泛而壯麗的形式，猶如波濤萬千的海洋在翻騰，試圖沖垮一排百年的懸崖峭壁，猶如巨大的冰川，企圖以毀滅性的緩慢移動，摧毀與它們鄰接的山坡。盡管如此，對于在這個故事中出現過的許多人來說，生活仍以幾乎相同的面貌繼續，對于德·夏呂斯先生和維爾迪蘭夫婦來說尤其如此，仿佛德國人并沒有離他們這樣近，正如一直威脅著的危險，雖說現在未被消除，但我們如果不去想它，就會完全對此無動于衷。通常，人們去尋歡作樂時決不會想到，如果使其孱弱、減少活力的作用一旦中止，纖毛蟲的繁殖就會達到，即在幾天之內激增到幾百萬，從一立方毫米增大到一個比太陽大一百萬倍的體積，同時摧毀了我們賴以生存的所有氧氣和物質，這樣就不再有人類，不再有動物，不再有地球，或者沒有想到，一種無法彌補、十分可能發生的災難，在太空中將由不斷進行的激烈活動來決定，這種活動被太陽表面的不變性所掩蓋：他們忙于自己的事情，無暇考慮這兩種世界，一種世界太小，另一種世界又太大，所以他們沒有看到因他們而籠罩在我們周圍的宇宙危險。

就這樣，維爾迪蘭夫婦舉辦晚宴（不久之后由維爾迪蘭夫人一人舉辦，因為維爾迪蘭先生在不久后去世），德·夏呂斯先生則尋歡作樂，并沒有想到德國人——德國人確實因一道不斷更新的血的屏障而留在原地——離巴黎只有一小時汽車的路程。然而，后來有人說，維爾迪蘭夫婦想到了這點，因為他們有一個政治沙龍，每天晚上在沙龍討論形勢，不僅討論陸軍的形勢，而且討論海軍的形勢。他們確實想到那些一個團一個團被殲、旅客隨之遭殃的大屠殺；但是，一個相反的運算大量增加與我們福利有關的事物，又用一個極大的數字來除以與我們福利無關的事物，以致幾百萬無名氏的死亡幾乎沒有使我們受到觸動，即使有所觸動，也不象穿堂風那樣令人不快。維爾迪蘭夫人患偏頭痛，因不再有羊角面包可以浸泡在她的牛奶咖啡里而感到難受，她終于讓戈達爾開了處方，使她能在我們曾談到過的某家飯店里買到羊角面包。從當局那兒得到這種處方，幾乎同一位將軍的任命一樣困難。早晨她又拿起第一只羊角面包，只見報上敘述盧西塔尼亞號沉沒的經過。她一面把羊角面包浸泡在牛奶咖啡里，一面用手指輕輕彈著她的報紙，使報紙能全部打開，又不必移動那只浸泡面包的手。她說：“多可怕！這比最可怕的悲劇還要可怕。”但是，所有這些溺水者的死亡，在她眼里想必已縮小到原來的十億分之一，因為她嘴里塞滿面包在發表悲痛的感想，臉部卻浮現出心滿意足的表情，這種表情也許是因治偏頭痛的良藥羊角面包的味道而產生的——

盧西塔尼亞號是英國班輪，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被德國潛艇擊沉，間接促使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至于德·夏呂斯先生，他的情況有點不同，但更加糟糕，他不但不熱情希望法國取得勝利，而且走得更遠，暗中希望德國即使不取得勝利，也至少不要象大家希望的那樣被打垮。其原因是，在這些爭端中，稱之為民族的個人大群體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同個人一樣。指導它們的推理方式是內心型的，并不斷受到**的改造，猶如卷入愛情糾紛或家庭糾紛的人們的推理方式一樣。例如兒子和父親爭吵，女廚師和女主人爭吵，妻子和丈夫爭吵。有錯的民族卻認為自己有理——就象對德國這個情況那樣——，而有理的民族往往理所當然地提出一些論據，它認為這些論據無可辯駁，只是因為它們符合這個民族的情感。在這些個人的爭吵中，要理所當然地相信兩方中的任何一方，最好的辦法是屬于這一方，一個旁觀者決不會完全贊成一方。然而，在那些民族中，個人如真正屬于民族，就是民族一個人的一個細胞。洗腦子只是一句毫無意義的空話。如果有人對法國人說他們即將被打敗，任何法國人都不會象聽到別人說他即將被貝爾塔遠射程炮打死那樣感到絕望。真正的洗腦子，是用希望對自己洗腦子，如果人們真是一個民族活的成員，洗腦子就是保存這個民族本能的一種方法。為了對德國一個人的事業的非正義性視而不見，對一個德國人來說，最好的辦法不是缺乏判斷力；為了隨時看到法國一個人的事業的正義性，對一個法國人來說，最好的辦法不是具有判斷力；對這兩者來說，最好的辦法是愛國主義。德·夏呂斯先生具有罕見的道德品質，他富有同情心，慷概大方，對人友愛、忠誠，然而，由于各種原因——其中之一是他的母親是巴伐利亞州的公爵夫人，這點可能會起作用——他沒有愛國主義。因此，他既屬于法國軀干，又屬于德國軀干。如果我缺乏愛國主義，不感到自己是法國軀干的一個細胞，我評價爭端的方式看來不可能象過去那樣。在我的少年時代，我完全相信別人對我說的話，我要是在當時聽到德國政府表明自己的誠意，一定會不加懷疑；但我早已知道，我們的思想并非總是和我們所說的話一致；有一天，我在樓梯的窗口里發現夏呂斯不象我過去想象的那樣，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弗朗索瓦絲身上，后來又在阿爾貝蒂娜身上，看到一些觀點和計劃的形成，這些觀點和計劃同她們所說的話截然不同，因此，我即使作為普通的旁觀者，也不會讓德國皇帝和保加利亞國王任何冠冕堂皇的話來欺騙我的本能，我的本能會象識破阿爾貝蒂娜那樣，來識破他們秘密策劃的陰謀。但說到底，我只能設想，如果我不是當事人，如果我不是法國這個當事人的一部分，我會做出什么事來，猶如我在同阿爾貝蒂娜爭吵時，我憂郁的目光或我透不過氣來的喉嚨是我個人的一部分，我個人則與我事業休戚相關：我無法漠不關心。德·夏呂斯先生的漠不關心是徹頭徹尾的。然而，自從他只當一名旁觀者之時起，一切都應使他成為親德派，從此他雖然生活在法國，卻不是真正的法國人。他十分靈敏，但在任何國家里，絕大多數人都是傻瓜；毫無疑問，他要是生活在德國，愚蠢而熱情地捍衛一種非正義事業的德國傻瓜們并不會使他們生氣；但是，他生活在法國，愚蠢而熱情地捍衛一種正義事業的法國傻瓜們卻使他生氣。**的推理方式，即使服務于凜然大義，對缺乏**的人來說也決非無可辯駁。德·夏呂斯先生靈敏地指出愛國者們每一個錯誤的推理。充分的理由以及對成功確信無疑，使一個傻瓜感到滿意，卻會使你特別惱火。德·夏呂斯先生惱火是因為人們對勝利抱樂觀主義，這些人不象他那樣了解德國及其力量，每個月都認為德國會在下個月被打垮，一年以后，他們仍然相信新的預測，仿佛他們未曾以同樣的自信作出同樣錯誤的預測，不過他們已經忘掉那些預測，如果有人對他們提起此事，他們就說情況并不相同。

最后，德·夏呂斯先生富有同情心，他想到戰敗者就感到難受，他總是站在弱者一邊，他不看報上的司法專欄，原因是他不想使自己因死囚焦急不安和無法殺死法官、劊子手以及高興地看到“正義已經伸張”的人群而感到難受。不管怎樣，他確信法國不可能再被打敗，然而，他也知道德國人正受饑荒之苦，總有一天會被迫俯首投降。這一想法使他感到更加難受，原因是他生活在法國。他對德國的回憶不管怎么說已經遙遠，而那些以一種使他感到不快的高興談論德國被打垮的法國人，是一些缺點為他熟知、面目令人討厭的人們。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同情的是自己不認識的人們，是自己想象中的人們，而不是在我們身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們，除非那些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同他們血肉相連；愛國主義創造了這一奇跡，人們擁護自己的國家，猶如人們在愛情糾葛中擁護自己一樣。因此，對于德·夏呂斯先生來說，戰爭是一種特別能產生仇恨的作物，在他身上，這些仇恨只在片刻中產生，持續的時間也很短，但在這段時間里，他會做出各種粗暴的事情。他在讀報時看到了專欄作者的勝利神色，他們每天報道德國已被打敗，是“走投無路、束手無策的野獸，”，而千真萬確的事實卻恰恰相反，他們這種愉快而又殘酷的胡說八道，使他勃然大怒。在當時，報上的部分文章是由一些名人撰寫的，他們在報上找到了“重新服役”的一種方式，例如布里肖和諾布瓦這樣的人，還有莫雷爾和勒格朗丹。德·夏呂斯先生渴望見到這些人，并對他們竭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他一直對性方面的惡習特別了解，知道某些人有這種惡習，而這些人以為他們這種惡習不為人知，就熱衷于揭露“肉食帝國”的君主們和瓦格納等人有這種惡習。他渴望當面見到他們，當眾揭出他們的丑事，讓那些侮辱一個戰敗者的人名聲掃地、氣急敗壞。

其實，德·夏呂斯先生當親德派還有更加特殊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他作為社交界人士，曾長期生活在社交界人士、令人尊敬的人們和重視榮譽的人們中間，這些人決不會同一個壞蛋握手：他知道他們敏感而又冷酷，知道他們把一個男人趕出一個圈子或者拒絕和一個男人決斗時，對他的眼淚會無動于衷，即使他們這種“道德上干凈”的行動會使害群之馬的母親死去也在所不惜。雖然他十分欣賞英國，欣賞英國參戰的美妙方式，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這個無可指摘、不會撒謊、不讓小麥和牛奶運入德國的英國，有點象由重視榮譽的人、公認的證人和決斗中的裁判組成的民族；同時他又知道，一些有惡習的人，一些壞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可能更好些，因此我一直無法理解，為什么作者把這些人比作德國人，靠欺騙和詭計不能預見到一顆善良的心，而德國人看來也沒有表現出這種善心。

德·夏呂斯先生的親德還有最后一個特點：通過一種十分奇怪的反應，他親德的原因是他的“夏呂斯主義”。他認為德國人十分丑陋，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同他的血緣有點過于接近；他狂熱地迷戀摩洛哥人，但特別迷戀盎格魯－撒克遜人，把他們看作菲迪阿斯的活雕象。然而，他身上的樂趣帶有某種殘酷的想法，我當時還不知道這種想法的全部力量：他喜歡的男人在他看來猶如美妙的劊子手。他要是表示反對德國人，就會感到自己采取了一種只有在**上得到快感時才會采取的行動，就是說違背他可憐的本性，也就是為了讓惡引誘和壓倒貞潔的丑陋而充滿**。在謀殺拉斯普丁2時仍是如此，人們看到謀發殺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夜宵中，俄國色彩的印記又這么深，感到十分意外（如果公眾了解到所有這些事情中德·夏呂斯先生知道得十分清楚的細節，這種印象還會深刻得多），因為生活使我們非常失望，使我們最終認為，文學同生活毫無關系，并使我們極其驚訝地看到，書藉向我們指出的那些珍貴思想，無償而又自然地展現在日常生活之中，沒有損壞的危險，例如一頓夜宵、一次謀殺這類俄國事件，有著某種俄國的東西——

菲迪阿斯（活動時期約公元前490—前430），希臘雅典雕刻家，成名作是雅典衛城的三座雅典娜紀念象和奧林匹亞宙斯神廟的巨大宙斯坐象，是理想主義的古典風格的創始人。

2拉斯普丁（84f85—9），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寵臣，以具有治病的非凡本領聞名，9年2月底，他在尤蘇波夫親王家吃子夜茶時被毒死。

戰爭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有些人曾在好幾年前根據可靠消息宣布和平談判業已開始，并列舉了和約的條款，現在這些人同你交談時，不會耗費精神請你原諒他們不確實的消息。他們已經忘掉那些消息，并準備真心實意地傳播另一些消息，這些消息他們將會同樣迅速地忘掉。在這個時代，哥達式轟炸機經常來進行轟炸，所以空中一直有法國飛機警惕而響亮的嗡嗡聲。但有時會聽到警報聲，猶如女武神——這是戰爭爆發以來唯一能聽到的德國音樂——的刺耳呼喚，直至消防隊員宣布警報解除為止，而在他們身邊，軍號聲猶如一個看不見的調皮男孩，定時評論好的消息，并高興地叫得震天響——

《女武神》是瓦格納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四聯劇之一。

德·夏呂斯先生驚奇地看到，象布里肖這樣的人在戰前是軍國主義者，主要指責法國不夠軍國主義，這時不滿足于指責德國過于軍國主義，甚至指責它過于欣賞軍隊。只要是涉及減慢反德戰爭的步伐，他們一定會改變看法，并用正當的理由譴責和平主義者。但是，譬如說布里肖，雖然視力不佳，還是答應去作講座，對中立出版社出版的某些作品進行分析。他贊揚一位瑞典作家的長篇小說，小說嘲笑兩個孩子看到一條龍后作了象征性的贊賞而倒下，并把他們看作軍國主義的種子。這種嘲笑使德·夏呂斯先生感到不快還有其他原因，因為他認為龍可能是某種十分美的東西。但是，他尤其不能理解布里肖的贊揚，如果說贊揚不是針對這本男爵沒有讀過的書，至少是針對它的思想，這種思想和布里肖戰前的思想大相徑庭。當時，一個軍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好的，即使是德·布瓦德弗爾將軍的不法行為，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的男扮女裝和陰謀詭計，亨利中校的偽造文書也不例外。這是何種異乎尋常的大轉變（這種轉變實際上只是軍國主義者同一種十分高尚的熱情的另一側面，在反對德雷福斯時，它必須是愛國主義熱情，因為德雷福斯主義的傾向是反軍國主義，現在它反對的是超軍國主義的日耳曼，所以就幾乎變成反軍國主義的了）？只見布里肖大聲說道：“哦，這場面令人贊嘆不已，值得引起這一充滿暴行的世紀中的青年注意，因為他們只知道崇拜暴力：龍！我們可以認為，這將是一代人的大兵生活，這代人是在對這些暴力表現的崇拜中培養出來的。”因此，斯比特萊想用這種大轉變來和軍刀高于一切的丑惡思想進行對照，就象征性地把這個人物獨自一人放逐到樹林深處，對這個被他稱之為瘋狂的大學生的愛幻想的人物進行嘲笑和中傷，而作者卻用動人的方式使這個人物成為溫柔的化身，但可惜的是溫柔已經過時，我們可以說，如果老神靈的殘酷統治不被推翻，和平時期的美妙溫柔很快就會被人遺忘——δ.Ъiqiku.nēt

斯比特萊（845—924），瑞士德語詩人、小說家，贊成英法協約，龍和瘋狂的大學生引自他的中篇小說《少女的仇敵》（907）。

“瞧，”德·夏呂斯先生對我說，“您是了解戈達爾和康布爾梅的。我每次看到他們，他們就對我說德國特別缺乏直覺。我們之間說說，您是否認為他們過去對直覺十分關心，他們現在又是否能表現出這種關心？不過您要相信，我不會夸大其詞。當談到最偉大的德國人，談到尼采、哥德時，您將會聽到戈達爾說：‘帶有條頓民族的典型特點，即通常缺乏直覺’。當然，在戰爭中有些事使我更為難過，但您得承認，這叫人難以忍受。諾布瓦比較敏銳，這點我承認，雖說他從戰爭開始起就不斷出錯。但是，那些文章煽動全世界的狂熱，是什么意思？親愛的先生，對布里肖的才能，您同我一樣清楚，但我很喜歡他這個人，即使在教會分裂之后也是如此，教會分裂使我同他所屬的小教派分離，我見到他的次數也因此而大大減少。盡管如此，我對這位中學教師有某種敬意，他能說會道，受過很好的教育，另外在他這樣年紀，工資又這樣低，因為幾年以來他的工資降低得十分明顯，他象自己所說的那樣，重新開始‘服役’，這是十分令人感動的。但話要說回來，良好的愿望是一回事，才能是另一回事，而布里肖從未有過才能。我承認自己同他一樣，對目前戰爭的某些偉大之處表示贊賞。但一個象布里肖那樣盲目崇拜古代文化的人，不去諷刺挖苦認為工人家庭和煤礦比歷史上的一切宮殿更有詩意的左拉，或是把猶德羅捧得高于荷馬、把華托捧得高于拉斐爾的龔古爾，而是不斷對我們重復說，溫泉關乃至奧斯特利茨都不能和沃夸2相提并論，這至少有點奇怪。再說這一次，曾抵制過文藝現代主義者的公眾，現在卻追隨戰爭現代主義者，因為這樣的思想方法是一種時髦，另外還因為缺乏才智的人們不是被美所壓倒，而是被行動的巨大規模所壓倒。人們從此把lolssal（巨大的）中的寫成，而實際上，人們膜拜的東西也確實巨大。說到布里肖3您是否見到過莫雷爾？有人對我說他想見我。只要他跨出第一步就行了，我年紀最大，這一步不應該由我來走。”

不幸的是就在第二天——我們先說這件事——德·夏呂斯先生在街上面對面地碰到莫雷爾。莫雷爾為了讓他挽留自己，就挽著他的手，對他講述多少有點真實的故事。德·夏呂斯先生果然聽得十分高興，想讓莫雷爾當天晚上留在自己身邊，不要離開，但在這時，莫雷爾看到一位朋友，就向德·夏呂斯先生告辭，而德·夏呂斯先生想用威脅來留住莫雷爾，當然這種威脅是不會付諸實施的，他對莫雷爾說：“你要當心，我會報復的”，莫雷爾則笑著走了，一面拍拍那位感到驚奇的朋友的脖子，并摟住他的腰——

溫泉關是希臘中部東海岸卡利茲羅蒙山和馬利亞科斯灣之間的狹窄通道。公元前480年8月，希臘人和波斯人在此進行激戰。希臘軍隊在關口狙擊南下的波斯軍達三天之久，但波斯人繞過山間的另一個關口，從側面進攻，結果取得勝利。

2沃夸是法國默茲省的市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多次發生激戰。

3布里肖是夏呂斯和莫雷爾決裂的見證。

德·夏呂斯先生對我說的那些關于莫雷爾的話，也許可以證明，愛情——男爵的愛情必須經久不變——會使人（在變得極其富有想象力、極為敏感的同時）變得極其輕信、毫無自尊。但是，德·夏呂斯先生補充道：“這個小伙子迷上了女人，心里想的就是這個”，他說的這句話比他心里想的還要實際。他說這話是出于自尊，出于愛情，以便使別人都能認為，莫雷爾對他愛戀之后，從未有過其他同類的愛戀。當然，我對他的話全然不信，因為我曾看到莫雷爾為了五十法郎而同蓋爾芒特親王過夜，德·夏呂斯先生一直不知道這件事。看到德·夏呂斯先生走過時，如果說坐在咖啡館露天座上的莫雷爾（除了在有些日子，他出于懺悔的需要，故意遇到男爵，以便有機會對男爵傷心地說：“唔！對不起！我承認我過去對您態度惡劣”）同那幫朋友一起低聲叫喊，對男爵指指點點，并發出那種用來嘲笑老同性戀的格格笑聲，我確信這是為了掩蓋他的把戲；這些公開的揭發者要是被男爵單獨找去談，都會去做男爵要求他們做的一切。我弄錯了。如果說一種獨特的感情曾使象圣盧那樣最厭惡此行的人們**倒錯——這在一切階級中都是如此——一種相反的感情則促使慣于此行的人們不去做這種事。某些人的轉變是由于后來對信仰的宗教有所顧忌，在發生某些丑聞時思想上受到震動，或是害怕染上那些并不存在的疾病，一些往往是門房或隨身男仆的親戚真心實意地使他們相信有這些疾病，而一些嫉妒的男情人則假心假意地使他們相信這點，并認為可以用這種方法來獨占一個小伙子，而實際上他們已經使這個小伙子脫離自己和他人。因此，巴爾貝克過去的電梯司機再也不會為金銀財物而接受這種建議，現在他們認為，這種建議如同敵人提出來的一樣嚴重。至于莫雷爾，他毫無例外地拒絕所有人——德·夏呂斯先生曾背著他說出這種拒絕的真相，這既為他的幻想辯解，又將他們的希望摧毀——是由于他在離開德·夏呂斯先生兩年之后，愛上了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同他住在一起又比他厲害，把他管得百依百順。過去，德·夏呂斯先生給了莫雷爾很多錢，莫雷爾可以為五十法郎同蓋爾芒特親王過夜，現在莫雷爾決不會接受同一個人或其他任何人的任何東西，即使給他五十法郎也不會接受。他的“女人”給他灌輸的如果不是榮譽和無私，就是人的某種自重，這種自重并不排斥假充好漢和炫耀自己，如果有人要把世界上所有的錢都送給他，只要附加某些條件，他就會不屑一顧。這樣，各種不同的心理規律的作用得到了協調，以便調整人類繁榮的一切因素，這些因素能從一個方面或另一個方面，即用過剩或不足的方法，導致人類毀滅。花卉也是如此，達爾文闡明的同一種適度調整著授粉的方式，同時又使其依次互相對照。

“再說，這是件奇怪的事情，”德·夏呂斯先生用他有時使用的刺耳尖嗓音低聲說道。“有些人喝著美妙的雞尾酒，樣子整天都是樂呵呵的，我聽到這些人說，他們無法活到戰爭結束，他們的心臟將會受不了，說他們現在不能去想其他事情，他們將會突然死去。最奇怪的是這種事確實在發生。這真有意思！這是不是飲食問題？是不是因為他們現在只能吃烹調粗糙的食物，或是因為他們為了證明自己的熱情，去從事那些徒勞無益、但完全改變他們過去的飲食制度的工作？不管怎樣，我記下了數目驚人的奇特早夭，這種早夭至少是符合死者意愿的。我記不得我對您說了什么，是說諾布瓦欣賞這場戰爭，而且又是用如此奇特的方式來談論這場戰爭。首先，您是否發現新的表達方式充斥其中？這些表達方式因每天使用——因為諾布瓦確實不知疲倦，我看是我嬸母維爾巴里西斯的去世使他恢復了青春——而最終變成陳詞濫調，并立即被其他陳詞濫調所代替。過去，我記得您把記載那些出現、保存、然后消失的語表達法作為消遣：‘玩火者必**’；‘任憑群犬亂吠，商隊依然前進’；‘路易男爵說：你出好的政策，我就能搞好財政’；‘這里有些跡象，雖不能看得過于嚴重，但也要認真對待’；‘為普魯士國王而工作’（這種說法倒是死而復生，這點十分可靠）。唉，可惜的是從此之后，我看到多少說法銷聲匿跡！我們曾說過‘破紙片’，‘食肉帝國’，‘旨在屠殺手無寸鐵的婦女和兒童的出色文化’，‘正如日本人所說，勝利屬于能比別人多忍受一刻鐘痛苦的人’，‘日耳曼－土蘭人’，‘科學的野蠻’，‘用勞埃德·喬治先生有力的話來說，如果我們想贏得戰爭’，這種話不知其數，還有‘部隊的銳氣’，‘部隊的膽量’。出色的諾布瓦連句法也因戰爭而發生深刻的變化，就象面包的生產或運輸的速度一樣。這位出色的人物一心想把自己的愿望說成即將實現的事實，卻又不敢使用純粹的將來時，怕這種將來時會同發生的事件互相矛盾，就采用動詞savoir來作為這種時態的標志2，這點您是否發現？”我對德·夏呂斯先生承認，我不大清楚他這番話的意思——

路易男爵（755—837）曾任路易十八和路易—菲利浦的財政大臣。他的這個名句也許并不可靠，由基佐在《回憶錄》（858）中援引。

2指使用動詞savoir（會，可能）的條件式來代替簡單將來時。

我必須在此指出，蓋爾芒特公爵完全不同意他弟弟的悲觀主義。其次，他親英的程度和德·夏呂斯先生反英的程度相同。最后，他把加約先生槍斃一千次才能解恨。當他弟弟要他拿出加約先生叛國的證據時，德·蓋爾芒特先生回答說，如果只能給那些在一張聲稱“我叛國”的紙上簽名畫押的人定罪，叛國罪就永遠得不到懲罰。但是，我在沒有機會重提此事的情況下也將會指出，兩年以后，具有最純粹的反加約主義的蓋爾芒特公爵遇到了一位英**事專員及其妻子，并同這對學問淵博的夫婦交了朋友，就象在德雷福斯案件時期同三位可愛的夫人交上朋友一樣。從第一天起，在談到加約時，他就感到極為驚訝，因為他認為加約肯定會被判罪，其罪行是不容置疑的，而這對有學問而又可愛的夫婦則說：“但是他也許會被宣告無罪，目前沒有任何證據可以給他定罪。”德·蓋爾芝特先生試圖援引別人的話，指出德·諾布瓦先生在證人陳述時曾看著嚇得發呆的加約說：“您是法國的喬利蒂2，對，加約先生，您是法國的喬利蒂。”但這對有學問而又可愛的夫婦只是微微一笑，把德·諾布瓦先生當作笑柄，并列舉他年老糊涂的證據，最后說他“在嚇得發呆的加約先生面前”說這番話是在《費加羅報》上登的，實際上加約先生也許只是在冷嘲熱諷。德·蓋爾芒特先生立刻改變了自己的看法。把這個變化歸功于一個英國女人的影響，也并非異乎尋常，這就象在一九一九年，當英國人把德國人稱為匈奴并要求嚴懲戰犯的時候，就已預卜先知這一變化一樣。這時，英國人的看法也已發生變化，他們贊成的任何決定，都會使法國感到傷心，都會助德國一臂之力——

約瑟夫·加約（83—944）由于首創征收直接稅（90—909），所以在富裕的階層中樹敵甚多。他曾同德國談判摩洛哥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懷疑通敵。

2喬凡尼·喬利蒂（842—928），意大利政治家，其命運同約瑟夫·加約相仿。

我們再來談德·夏呂斯先生。“應該懂，”他聽到我承認聽不懂他的話，就回答道，“應該懂：在諾布瓦的文章里，動詞savoir是將來的標志，即諾布瓦愿望的標志，另外也是我們愿望的標志，”他補充道。他的話也許并非完全出于真心。

“您十分清楚，如果savoir沒有成為將來的唯一標志，人們在必要時就能認為，這個動詞的主語可以是一個國家。例如，每當諾布瓦說：‘美國不會對這種不斷違反法律的行為熟視無睹’，‘雙頭君主國不會不悔過自新’的時候，這種話明顯地表達了諾布瓦的愿望（就象我的愿望，就象您的愿望那樣），但不管怎樣，這個動詞ir，‘雙頭’君主國本身也會savoir（盡管總是‘缺乏直覺’）。但是，當諾布瓦寫出：‘這些系統性的破壞不會使中立國相信’，‘湖泊地區不會不在短期內落到協約國手中’，‘中立國的這些選舉結果不會反映國內的大部分輿論’的時候，就不再有提出疑問的可能了。只這些破壞，這些地區和這些選舉結果，肯定是不會savoir（知道）的無生命的東西。通過這個用語，諾布瓦只是對中立國發出命令（我遺憾地看到，中立國似乎并不聽從這一命令），命令它們脫離中立，或是命令湖泊地區不再從屬于‘德國佬’（德·夏呂斯先生在說‘德國佬’這個詞時十分大膽，就象過去在巴爾貝克的有軌電車上談論興趣不在女人身上的男人一樣）。另外，您是否發現，從一九一四年起，諾布瓦總是以何等的計謀來開始他對中立國寫的文章？他在文章的開頭聲明，法國當然無須干涉意大利（或羅馬尼亞或保加利亞等）的政策。這些國家要根據自己的民族利益，獨立自主地決定它們是否應該脫離中立。但是，如果說文章開頭的這些聲明（這在過去稱之為開場白）是非常公正的話，那么文章的接續部分就遠非如此了。‘盡管如此’，諾布瓦接著寫時大體上是這樣說的，‘十分明顯，從這場斗爭中取得物質利益的，只能是那些站在公正和正義一邊的民族。人們只能期待協約國來報答那些因執行以逸待勞政策而沒有用自己的劍效力協約國的民族，并把幾世紀以來它們受壓迫的兄弟一直在上面呻吟的土地給予它們。’這建議干涉的第一步跨出以后，諾布瓦就無所顧忌，不僅談到干涉的原則。而且還談干涉的時間，所提的建議也越來越不加掩飾。‘當然’，他說，并自詡為‘正人君子’，‘這要由意大利和羅馬尼亞自己來決定干涉的適當時間和適當形式。但它們不會不知道，猶豫的時間過長，它們就有失去良機的危險。俄國騎兵的鐵蹄已經使日耳曼顫抖，感到一種無法形容的恐怖，十分明顯，那些只會在勝利——勝利的燦爛曙光已經可以看見——時跑去援助的民族，將無權得到這種報答，但要是它們現在能迅速行動，還為時未晚，等等。’這就象有人在劇院里說：‘遲到者注意：最后剩下的那些座位將會很快被人搬走。’這種說教諾布瓦每隔半年作一次，所以就顯得更加荒謬。他定期對羅馬尼亞說：‘羅馬尼亞是否愿意實現自己的民族愿望，作出決定的時刻已經來到。如果還想等待，就可能為時過晚。’然而，他這話說了三年，不僅這‘為時過晚’的時刻并未來到，而且對羅馬尼亞的開價不斷提高。同樣，他請法國等國作為保護國在希臘進行干涉，因為希臘和塞爾維亞簽訂的條約沒有得到履行。但是，說真心話，如果法國沒有參戰，不希望希臘的援助或善意的中立，它是否會想到以保護國的身份進行干涉，是否會因希臘沒有對塞爾維亞履約而在道義上感到憤慨？當談到羅馬尼亞和意大利明目張膽地違約，即象希臘那樣——我認為是有道理的——沒有履行德國盟國的義務——這些義務不象人們所說的那樣必須履行，范圍也沒有這么廣泛——時，他不是立刻閉口不談了嗎？事實上，人們通過自己看的報紙來了解一切，他們本人并不了解報上談的那些人物和事件，怎么可能有其他看法呢？說來也怪，德雷福斯案件曾使您很感興趣，在那個時候，我們可以說如同相隔幾個世紀一般，因為戰爭的哲學家們使人相信，同過去的任何聯系都已斷絕，我當時看不慣我家里的一些人對當過公社社員的反教權主義者十分尊重，因為他們的報紙把這些人說成是反德雷福斯主義者，同時又使一位將軍蒙受恥辱，這位將軍出身名門，又是天主教徒，但贊成修改德雷福斯案件的判決。我現在同樣看不慣過去曾尊敬弗蘭茨－約瑟夫皇帝的所有法國人憎恨陛下，我可以對您說，他們過去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我對陛下很了解，他也很想把我當作堂兄弟。啊！自從戰爭爆發以來，我沒有給他寫過信，”他補充道，猶如在大膽承認一個他知道不會受人責備的過錯。“不，在第一年寫過，但只寫過一次。但是，我有什么辦法呢？這絲毫不會改變我對他的敬意，不過我在這里有許多年輕的親戚，他們在我們的前線打仗，我知道，要是我和一個同我們交戰的國家的元首保持不間斷的通信往來，他們會覺得非常不好。我有什么辦法呢？不管是誰想來批判我，”他補充道，猶如勇敢地讓我來進行指責，“我也不愿讓一封署名為夏呂斯的信件在此刻寄到維也納。我要對這位老皇帝所作的最大批評，就是象他這樣地位的貴族，歐洲最古老、最著名的家族之一的首領，竟聽任一個土豪的擺布，威廉·德·霍亨索倫這個土豪確實十分聰明，但說到底只是個暴發戶而已。這是這次戰爭中最令人反感的反常現象之一。”在德·夏呂斯先生心中，貴族的觀點主宰一切，當他用貴族的觀點來看待問題時，他立即會顯出奇特的稚氣，他說話的語氣，就象他對我談起馬恩河戰役或凡爾登戰役那樣，他對我說，有些事情重要而又十分有趣，如果有人要寫這場戰爭的歷史，就不應該把這些事遺漏。“例如，”他對我說，“所有的人都不了解情況，以致無人指出這件十分突出的事：馬耳他騎士團大爺是個純粹的德國佬，卻仍然生活在羅馬，并以我們騎士團大爺的身分在那里享受治外法特權。真有意思，”他補充道，那樣子象是對我說：“您看，您遇到了我，這個晚上沒有白白浪費。”我對他表示感謝，他則顯出謙虛的樣子，就象不要報酬的人那樣。“我剛才在對您說什么？噢，對了，是說人們看了他們的報紙，在恨弗蘭茨－約瑟夫。對于希臘國王康斯坦丁和保加利亞沙皇，公眾曾多次在反感和同情之間徘徊，因為報上一會兒說他們站在協約國一邊，一會兒又象布里肖那樣稱他們為中央帝國。這猶如布里肖老是對我們說的那樣：‘韋尼澤洛斯的末日即將來臨。’我不懷疑韋尼澤洛斯先生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政治家，但是誰對我們說希臘人如此渴望韋尼澤洛斯當權呢？有人對我們說，他曾希望希臘對塞爾維亞履約。但是必須知道這是些怎樣的協定，它們是否超出意大利和羅馬尼亞認為可以違反的范圍。我們對希臘執行條約和遵守憲法的方式表示擔心，但要是這事不涉及我們的利益，我們肯定不會有這種擔心。如果戰爭沒有爆發，您是否認為那些擔保國會去注意議會的解散？我只是看到，有人在一個一個地收回對希臘國王的，以便在國王沒有軍隊能保護自己之時，把他驅逐出境或禁閉起來。我剛才對您說，公眾只是根據報紙來評論希臘國王和保加利亞國王。公眾既然不了解這兩位國王，對他們的看法怎么會和報紙不同呢？我曾多次看到他們，希臘國王康斯坦丁當王太子時，我同他非常熟悉，他簡直是個奇才。我一直認為，尼古拉皇帝對他有過深厚的感情。當然嘍，我這話是誠心誠意的。克利斯蒂昂公主曾公開談論這點，不過她現在惡傷人。至于保加利亞沙皇，簡直象淫婦一樣，是一張活廣告，但十分聰明，是個出色的人。他很喜歡我。”——

韋尼澤洛斯（84—93），希臘首相，因擴大了希臘的版圖，被許多人認為是現代希臘最偉大的政治家。

德·夏呂斯先生可以十分討人喜歡，但一涉及這些話題，就變得令人討厭。他對此感到滿意，但這種滿意猶如一個病人老是對你吹噓自己的身體如何之好一樣，已經使人感到厭煩。我經常在想，在巴爾貝克的小火車里，那些曾非常希望聽他用吐露真情來掩飾自己的常客，現在也許無法忍受他的炫耀，這種炫耀是一種癖好，使人感到拘束，猶如在病房里一樣沉悶，或者象看到吸毒者在你面前拔出注射器一樣難受，因為得讓他們把他們認為動聽的知心話講完。此外，聽到別人指責所有的人也感到厭煩，況且這種指責往往毫無根據，指責者又把自己排除在這種特殊的類型之外，但聽者知道他自己就屬于這類人，而他卻非常樂意把其他所有人都歸入此類。最后，他這個極其聰明的人就為此創造了一種狹隘的小哲學（其基礎也許是斯萬在“生活”中找到的一種微不足道的收藏品），用這些特殊的原因來解釋一切，而這種哲學，猶如每當人們完全贊同他的缺點時那樣，不僅使他貶低自己，而且使他對自己特別滿意。這樣，他這個如此嚴肅、如此高貴的人，卻用最傻的傻笑來結束下面這句話：“由于存在著象費迪南·德·科布格對威廉皇帝那樣的妄自尊大，這就可能是沙皇費迪南站到‘食肉帝國’一邊的原因。其實，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人們對妹妹寬宏大量，什么東西都會給她。我認為，用這點來解釋保加利亞和德國結盟的原因，真是太棒了。”對這種愚蠢的解釋，德·夏呂斯先生笑了很長時間，仿佛他真的認為解釋得十分巧妙：這種解釋即使有確實的事實作為依據，也顯得十分幼稚，就象德·夏呂斯先生以封建主的身分或以耶路撒冷圣約翰騎士的身分來談對戰爭的看法那樣。他在結束時的看法倒比較正確。“使人感到驚訝的是，”他說，“公眾只根據報紙來評論戰爭中的人和事，卻確信是用自己的頭腦在進行評論。”

這一點，德·夏呂斯先生倒是說對了。有人對我說，必須看到德·福什維爾夫人沉默和猶豫的時刻，這些時刻不僅對個人看法的陳述是必要的，而且對個人看法的形成也是必要的，然后才用一種親密無間的語調說：“不，我不認為他們會占領華沙”；“我不感到再會過第二個冬天”；“我所不希望的，是一種不穩定的和平”；“如果您希望我告訴您，我感到害怕的是什么，那就是議會”；“不，我還是認為我們能夠突破。”說這些話時，奧黛特顯出嬌滴滴的神態，這種神態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是在她說出下面這句話的時候：“這不是說德軍打不好仗，而是說他們缺少人們所說的膽量。”為了說出“膽量”這個詞（使只是為了說得“刻薄”），她用手做出揉面的姿勢，而眼睛呢，用一個畫室的術語來說，就象rapi（拙劣的畫師）那樣瞇著。她的語中對英國人欣賞的痕跡，比過去更為明顯，她不必再象過去那樣，把英國人稱之為“外芒什的鄰居”，或者最多是“我們的英國朋友”，而是把他們稱為“我們忠實的盟友”。不用說，她不管談論什么，都不會錯過引用fairplay（公平的比賽）的機會，以便指出英國人把德國人看作不按規則進行比賽的對手，所以“必須做的事是贏得戰爭，就象我們正直的盟友所說的那樣”。她最多相當笨拙地把她女婿的名字和涉及英國士兵的一切聯系起來，說他同澳大利亞人以及蘇格蘭人、新西蘭人和加拿大人親密無間地生活在一起感到十分高興。“現在，我女婿圣盧知道所有正直的tommies（英國兵）的切口，他能和來自最遙遠的domis（英聯邦自治領）的英國兵友好相處，和他親如兄弟的既有統帥基層的將軍，又有地位最低的private（普通士兵）。”

我在這里附帶說了些關于德·福什維爾夫人的離題話，當我同德·夏呂斯先生肩并肩地順著環城路往下走的時候，我再來說一段談論維爾迪蘭夫人和布里肖的關系的離題話，這段話更長，但對描寫那個時代不無裨益。確實，可憐的布里肖被德·夏呂斯先生毫不寬容地進行評論（因為德·夏呂斯先生更加敏銳，同時又或多或少地在無意中親德），但他受到維爾迪蘭夫婦的冷遇還要厲害得多。維爾迪蘭夫婦當然是沙文主義者，這點本應使他們喜歡布里肖的文章，再說他的文章也不比維爾迪蘭夫人喜歡的許多文章寫得差。但是，首先，人們也許記得，在拉斯普利埃的時候布里肖在維爾迪蘭夫婦眼中，已經不是過去的大人物了，如果說還沒有象薩尼埃特那樣成為測力器上挨打的土耳其人腦袋，那么至少已是他們不加掩飾地冷嘲熱諷的對象。當時，他至少仍然是常客中的一名，這就使他能得到一部分好處，這些好處是小圈子的章程以默認的方式賦予所有創始人或合作者的。但是，也許是因為戰爭的關系，或是由于一種如此長期推遲的優雅迅速結晶，這種優雅的一切必要的、仍然看不見的成份早已充滿了維爾迪蘭夫婦的沙龍，這時沙龍已對新的人物開放，沙龍的常客在開始時作為新人物的誘餌，到后來受到的邀請越來越少，布里肖也出現類似的現象。盡管他在巴黎大學和法蘭西研究院任職，他在戰前的名望沒有超越維爾迪蘭沙龍的范圍。但是，自從他幾乎每天寫那些華而不實——人們常常看到他為那些有錢的常客不吝嗇地使用華而不實的詞藻——的文章時起，“上流社會”簡直感到光彩奪目。另外，他有時也確實學識淵博，作為貨真價實的巴黎大學教授，他不想掩蓋這種淵博，盡管他使其具有某些有趣的外形。社交界再次去寵愛一個遠非庸才的人，此人可以其多產的智慧和豐富的記憶引人注目。當三位公爵夫人在維爾迪蘭夫人家里度過夜晚時，另外三位公爵夫人爭著要請這位大人物到自己家里吃晚飯，他接受了一位公爵夫人的邀請，感到無拘無束，因為維爾迪蘭夫人對他的文章在圣日耳曼區受到歡迎感到惱火，所以每當她請一位他還不認識、急于同他交結的名流來家里作客時，就決不同時邀請布里肖。要是沒有維爾迪蘭夫人的話，新聞工作（在這一工作中，布里肖只是到很晚的時候才得到可觀的收入，并體面地獻出他整個一生毫無報酬、隱姓埋名地在維爾迪蘭夫婦的沙龍里浪費的才能，因為他健談而又博學，所以他在寫文章時消耗的精力并不比在談話時多）可能會而且仿佛已經給布里肖帶來無可爭辯的榮譽……當然，布里肖的文章還遠不如社交界人士認為的那樣出色。他為人的庸俗不時以文人的學究氣這種形式表現出來。除了毫無意義的形象（“德國人不能再正視貝多芬的塑像；席勒想必在墳墓中顫抖；在比利時的中立上畫押的墨跡未干；列寧在說話，但全都讓大草原的風吹走了”）之外，則是一些平淡無奇的話，如“兩萬俘虜，是一個數目，我們的指揮部將會睜大眼睛；我們想取得勝利，就是這樣”。不過，跟這些混雜在一起的，是如此多的知識，如此多的智慧和如此正確的推理！但是，維爾迪蘭夫人在開始看布里肖的一篇文章之前，總是預先帶有滿意的感覺，因為她認為將能從中找到一些笑料，她看的時候全神貫注，確信它們不會溜掉。然而，不幸的是，笑料在文章里確實有幾個。人們甚至不會想到它們已被找到。最幸運的引語屬于一位知名度確實不高的作者，至少布里肖引用的那部作品是如此，這條引語被指責為最難以忍受的學究氣的證明，維爾迪蘭夫人則焦急地等待晚餐的時刻來到，以便讓她的客人們哈哈大笑。“噯，你們對今晚的布里肖談了些什么？我在讀到居維埃的引語時想到了你們。我發誓，我覺得他瘋了。”——“我還沒有看過他的文章，”戈達爾說。——“怎么，您還沒有看過？那您就不知道您錯過的是什么樂趣。就是說這滑稽得可以笑死人。”可是她心里非常得意，居然有人沒有看過布里肖的文章，這樣她就可以乘此機會親自闡明其中的笑料。維爾迪蘭夫人吩咐管家，把《時代報》拿來，親自大聲朗讀那篇文章，并夸張地讀出那些最為簡單的句子。晚飯之后的整個晚上，這個反布里肖運動繼續開展，但帶有虛假的克制。“這事我不想說得聲音太響，因為我怕那邊，”她說著指了指莫萊伯爵夫人，“怕有人不大欣賞。”她說話的聲音相當高，竭力想讓莫萊夫人聽到，但同時又壓低聲音，企圖向莫萊夫人表示她不想讓夫人聽到自己的話。莫萊夫人膽小怕事，背叛了布里肖，說她實際上把布里肖和米什萊一視同仁。她認為維爾迪蘭夫人說得有理，為了用維爾迪蘭夫人感到無可辯駁的話作為結尾，她就說：“無法使他收回的是白紙上的黑字。”——“您認為這文章寫得好？”維爾迪蘭夫人說，“而我認為這象是一頭豬寫的，”這種大膽的說法使社交界人士哈哈大笑，特別是因為維爾迪蘭夫人仿佛自己也害怕說出豬這個字，就說得很輕，說時用手捂住嘴唇。她對布里肖猛烈攻擊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布里肖幼稚地炫耀自己受到歡迎，并對此感到滿意，雖說書報檢查使他惱火，每當他象在說話時那樣習慣地使用新詞，以便表明他的學究氣不是太足時，書報檢查官就“用墨水涂去”文章中的一個部分——

居維埃（79—832），法國動物學家，創建了比較解剖學和古生物學。

在他的面前，維爾迪蘭夫人不過多地表示她看不起布里肖寫的文章，除非是在她不高興的時候，但靈敏度高一點的男人會從她的臉色中看出。她只有一次批評他的文章中“我”字寫得太多。而他也確實有不斷寫這個字的習慣，這首先是出于教授的習慣，他經常使用一些習慣用語，諸如“我承認”，甚至把“jeveuxbieque”（“我同意”）說成“jeveuxque”（“我希望”）：“我希望，戰線的大大擴展必然導致，等等”，但尤其是因為過去是反德雷福斯主義的戰士，在戰爭爆發前早已預感到德國在進行備戰，所以就經常寫道：“我在一**十年就已揭露”，“我在一九○一年指出”；“我曾在如今已十分罕見的小冊子中提請注意（habetsuafatalibelli）”；然后他保留了這種習慣。他聽到維爾迪蘭夫人批評后滿面通紅，因為批評的調子十分尖銳。“您說得對，夫人。法朗士是我們美妙的懷疑論的溫和大師，要是我沒有弄錯的話，在洪水泛濫之前……他曾是我們的敵人。有的人盡管沒有讀過阿納托爾·法朗士的前，卻既不喜歡耶穌會會士，也不喜歡孔布2先生，此人曾說，自我總是可憎的。”——

拉丁文，意思是：“書籍有自己的命運。”

2孔布（835—92），法國政治家。青年時代曾學神學，但在任圣職前離開教會。出任總理期間（902—905）同意通過法律，把幾乎一切教團逐出法國，并取消教會在某些重要方面（尤其在教育方面）的公共職能。

從此刻起，布里肖就用人們來代替我，但人們并不能防止讀者看出作者在談自己，卻能使作者不斷地談論自己，評論自己最短的句子，用一篇文章來論述一個否定，并且一直在人們的掩護之下。例如，布里肖曾經說過，即使是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說德軍已失去自己的一些價值，他在開頭是這樣寫的：“人們不想在此掩蓋真相。人們曾說過，德軍已失去自己的一些價值。人們并沒有說德軍已不再有很大的價值。人們更不會寫，德軍已不再有任何價值。人們也不會說，優勢取得以后，如果它不是，等等。”總之，只要寫出他不會說的一切，重提他曾在幾年前說過的一切，以及克勞茨維茲、若米尼2、奧維德3和蒂阿納的阿波隆紐斯4等人在或多或少個世紀以前說的話，布里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收集到一部巨作的材料。遺憾的是，他沒有把它們發表出來。因為這些內容如此豐富的文章至今已無法找到。圣日耳曼區在維爾迪蘭夫人的叱責下，先是在她家里嘲笑布里肖，但一旦走出這個小圈子的范圍，就開始贊賞布里肖。后來，嘲笑他成為一種時髦的風氣，就象過去欣賞他一樣，即使是那些在讀他的文章時繼續在暗中對他感到興趣的女人，也不再贊賞他，她們只要和別人在一起，就進行嘲笑，以便顯得和別人一樣機靈。在小圈子內，人們對布里肖的議論從未象那個時候這樣多，不過是用嘲笑的口氣議論。任何新來的客人是否聰明的標準，就是他對布里肖的文章看法如何；如果第一次回答得不好，人們就一定會教他，從什么地方可以看出這些人的聰明——

克勞茨維茲（783—80），普魯士將領、軍事戰略理論家。他在《戰爭論》中提出總體戰概念，對現代戰略思想具有深刻影響。

2若米尼（779—89），法國將領、軍事評論家、軍事史學家，由于系統闡述戰爭原理而被尊為現代軍事思想奠基人之一。

3奧維德（公元前43—公元8），古羅馬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其杰作《變形記》達到史詩的高度。

4蒂阿納的阿波隆紐斯（活動時期世紀），屬新畢達哥拉斯學派，羅馬帝國時期成為神話式英雄。

“最后，我可憐的朋友，這一切都駭人聽聞，我們感到可悲的不光是那些令人厭倦的文章。人們在談論破壞文物，談論被毀壞的塑像。但是，那么多美妙的年輕人就是無與倫比的彩色塑像，他們的毀滅不也是破壞文物？一座城市如果失去了漂亮的人，不等于是一座所有的塑像都被毀滅的城市？當我去飯店吃晚飯的時候，如果來接待我的不是頭戴圓錐形女帽，使我感到仿佛走進迪瓦爾飲食店的女招待，就是象迪東神父那樣仿佛渾身長滿青苔的小丑，我會有什么樂趣呢？很好，我親愛的，我認為我有權說這樣的話，因為美在活的物質中畢竟還是美。如果接待你的是佝僂病患者，戴著夾鼻眼鏡，從臉上就看得出享有免服兵役的權利，那真是巨大的樂趣！同過去一直發生的事情不同的是，如果你想在一家飯店里找到一個漂亮的人，就不應該在接待顧客的堂倌中去找，而要在吃飯的顧客中去找。不過，人們會再次見到一個堂倌，雖說他們常常調動工作，但你要去了解一下那個英國中尉是誰，什么時候會再來，他也許是第一次來這兒，也許明天就會被打死！正如《圣克萊爾修會修女》2的美妙作者、可愛的莫朗所敘述的那樣，波蘭的奧古斯都用一個團的軍隊去換取一套中國瓷器大花瓶，依我看他做了一筆虧本的交易。您想想，那些身高兩米、站在我們最漂亮的女友們的樓梯邊作為裝飾的高大跟班都被打死。他們中的大部分是應征入伍的，因為人們反復對他們說，戰爭將持續兩個月。啊！他們和我不一樣，不知道德國的力量，普魯士民族的勇敢，”他忘乎所以地說道。后來，他發覺他過多地暴露自己的觀點，就說：“我為法國擔心的不光是德國，還有戰爭本身。在后方的人們的想象之中，戰爭只是一場巨大的拳擊賽，他們通過報紙在遠處觀看這場比賽。這可是毫不相干的。這是一場疾病，在一點上仿佛已經治好，在另一點上卻再次惡化。今天努瓦榮3將要解放；明天，人們既沒有面包也沒有巧克力；后天，認為自己十分安寧，在必要時可以被一顆他意想不到的子彈打中的那個人，將會驚恐萬分，因為他將從報上看到，和他在同一年應征服役的那批人將被重新征召入伍。至于那些古建筑，一座象蘭斯4那樣在質量上獨一無二的杰作，遭到毀滅也不會使我感到驚恐異常，使我感到驚恐的倒是看到這么多活的群體毀滅，因為他們能使法國最小的村莊變成優美的楷模。”——

迪東神父，即亨利·迪東（840—900），多明我會傳教士，以其在瑪德萊娜教堂的講道而著稱。

2《圣克萊爾修會修女》是法國作家保羅·莫朗的《溫柔的儲備》（922）中的一個中篇小說，普魯斯特曾為該書作序。

3努瓦榮是瓦茲省區的首府，94年9月至97年3月和98年3月至8月曾被德軍占領。

4指蘭斯大教堂，94年9月曾發生火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斷遭到轟炸。

我立刻想到了貢布雷，但我在過去認為，承認我的家庭在貢布雷地位低下，就會在德·蓋爾芒特夫人的眼中貶低自己。我心里在想，勒格朗丹、斯萬、圣盧或莫雷爾是否沒有把我家的情況告訴蓋爾芒特夫婦和德·夏呂斯先生，但是，對我來說，過去的事不說出來要比說出來好受些。我只是希望德·夏呂斯先生不要談論貢布雷。

“我不想說美國人的壞話，先生，”他繼續說道，“看來他們的慷慨是取之不盡的，由于這場戰爭中沒有總指揮，每個國家都在另一個國家之后很久才進入舞池，而美國人又是在我們幾乎完蛋的時候才開始參戰，所以他們士氣旺盛，而我們打了四年的仗，已經沒有這樣的士氣。即使在戰前，他們也喜歡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藝術，他們出高價買進我們的杰作，現在有許多在他們那兒。但是，這種背井離鄉的藝術，如同巴雷斯先生會說的那樣，卻正是法國不討人喜歡的原因。古堡可以說明教堂，由于教堂曾經是朝圣的地方，所以教堂可以說明武功歌。我無須對我家族和姻親的名聲作過高的評價，另外這里涉及的也不是這點。但在最近，雖說家里和我的關系有點冷淡，我為了解決一個股權問題，還是去看望我那個住在貢布雷的外甥女圣盧。貢布雷在過去只是個小域，就象現在的許多小城一樣。但是，那里教堂的有些彩繪玻璃窗上，我們的祖先被畫成捐贈者，在另一彩繪玻璃窗上，則畫有我們的紋章。我們在那兒有我們的教堂，有我們的墳墓。這座教堂被法國人和英國人摧毀了，因為它被德國人用作了望臺。殘存的歷史和藝術的這種混合體代表著法國，現在卻被摧毀，而這種事還沒有結束。當然，我不會出于家族的原因，令人可笑地把貢布雷教堂被毀和蘭斯大教堂被毀相提并論，因為蘭斯大教堂猶如哥特式教堂中的一個奇跡，它自然地再現了古代雕塑藝術或亞眠雕塑藝術的純真。我不知道圣菲爾曼高舉的手臂如今是否斷裂。如果是的話，那么信仰和毅力的最高證明就已從這個世界消失。”——“消失的是它的象征，先生，”我對他回答道。“我同您一樣，非常喜歡某些象征。但是，為了象征而犧牲它所象征的現實是荒謬的。教堂應該受人喜愛，直至為了保護它們不得不放棄它們所教導的真理的那天。圣菲爾曼高舉手臂，樣子活象指揮官發號施令，仿佛在說：‘為了榮譽，我們可以粉身碎骨。’不要為那些石雕而犧牲活人，石雕的美是因為在片刻中把人類的真實固定下來。”——“我理解您說的意思，”德·夏呂斯先生對我回答道，“巴雷斯先生雖說讓我們對斯特拉斯堡的塑像和戴魯萊德先生2之墓進行過多的朝拜，但他寫出了蘭斯大教堂本身對我們來說不如我們步兵的生命寶貴這句話，卻令人感動而又親切。在那兒指揮的德國將軍曾說，蘭斯大教堂對他來說不如一個德國兵的生命寶貴，因此巴雷斯的話使我們那些對德國將軍大發雷霆的報紙顯得可笑。再說，令人惱火而又痛心的是，每個國家都說出同樣的話。德國的工業聯合會宣布必須占有貝爾福地區，以免使他們的國家受到我們復仇思想的侵襲，其理由同巴雷斯為使我們不受德寇入侵愿望的影響而要求得到美因茲的理由一模一樣。為什么在法國看來，收回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不是進行戰爭的一條充分理由，不是繼續進行戰爭、每年宣戰一次的一條充分理由呢？您似乎認為，勝利從此屬于法國，我衷心希望如此，您對此毫不懷疑。但是，自從協約國不管是否有理，認為自己穩操勝券（從我來說，我當然對這樣的結局感到高興，但我主要看到許多勝利停留在紙上，還有許多則是皮洛士式的勝利3，付出的代價沒有告訴我們），而德寇則不再認為自己穩操勝券以來，人們看到德國試圖盡快媾和，法國則試圖延長戰爭；法國是正義的法國，有權使人聽到正義的聲音，但法國也是溫和的法國，應該聽到可憐的聲音，即使只是為了它自己的子女，為了每當春天來臨之際，開放的鮮花能使墓外之物增添光彩。您要說實話，我親愛的朋友，您曾經對我講過一種理論，說萬物的存在全靠一種不斷重新開始的創造。您對我說，世界的創造并非一次完成，而必然是每天都在進行。那末，如果您是真心誠意的話，您就不能把這場戰爭排除在這種理論之外。我們出色的諾布瓦廢話連篇地寫道（同時拿出一件修辭道具，對他來說，這件道具同‘勝利的曙光’和‘嚴冬將軍’一樣珍貴）：‘現在德國要打仗，骰子擲出，大局已定’，而事實是每天早晨都在重新宣戰。因此，想繼續進行戰爭的人同發動戰爭的人同樣應受遣貴，也許，更加應受遣責，因為后者可能沒有預見到戰爭中的一切慘狀。然而，毫無跡象表明，一場如此持久的戰爭，即使會有勝利的結局，也并非毫無危險。很難談論尚無先例的事情，以及對于人們首次嘗試的行動的機制的影響。確實，一般來說，人們感到不安的新事物都進展得十分順利。那些最聰明的共和政體擁護者曾認為政教分離是荒謬的行為。但政教分離卻象把信扔進郵局的信筒里那樣輕而易舉。德雷福斯恢復了名譽，比卡爾當上陸軍部長，也沒有人喊一聲‘喔唷’。然而，對于一場連續幾年的戰爭所帶來的那種勞累過度，令人擔心的事卻多的是！士兵們回去后將干什么？疲勞是否會使他們渾身無力或神魂顛倒？所有這些都可能朝壞的方向轉化，如果說不涉及法國，至少涉及政府，甚至可能涉及政府的形式。您曾讓我看莫拉斯4那篇美妙的《埃梅·德·瓜尼》。埃梅·德·瓜尼如果不從共和國進行的戰爭的進展中期待她在82年從帝國進行的戰爭中期待到的東西，我將會感到十分驚訝。如果現在埃梅還活著，她的期望是否將會實現？我不希望如此。我們再回過來談戰爭，那首先發動戰爭的人是否是威廉皇帝？我對此十分懷疑。如果是他的話，他不是做了同拿破侖一樣的事嗎？這種事我認為十分可惡，但我驚奇地看到，如此的恐怖卻會給拿破侖的阿諛奉承之徒帶來靈感，這種人在戰爭爆發之日象博將軍那樣大聲說道：‘我等待這一天已有四十年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當社會上把不相稱的地位賦予民族主義者和軍人時，當任何藝術之友都被指責為從事給祖國帶來嚴重損害的事時，一切并非尚武的文明都是有害的，天曉得有誰曾提出比我更有力的抗議！幾乎沒有一個真正的社交界人士能同一位將軍相提并論。一個狂熱的女人差點把我介紹給西夫東先生。您一定會對我說，我當時竭力維護的只是社交界的準則。但是，從表面上看它們雖然毫無價值，它們卻也許可以阻止許多過火的事情發生。我一貫尊重捍衛語法或邏輯的人們。人們在五十年之后會知道，他們曾消除巨大的災禍。然而，我們那些民族主義者對德國最為敵視，是最頑固的打到底主義者。但在十五年之后，他們的哲學已經完全改變。實際上，他們大力促使戰爭繼續下去，不過只是為了消滅一個尚武的民族，只是出于對和平的熱愛。因為尚武的文明，即他們在十五年前認為很美的東西，現在卻使他們感到厭惡；他們不僅指責普魯士把國家的軍事力量放在主導地位，而且始終認為軍事文明曾摧毀他們現在珍視的一切，不僅是藝術，而且甚至是獻殷勤。他們的批評者中的一個只要改信民族主義，就可以同時成為和平之友。他確信，在所有尚武的文明中，婦女的地位屈辱、低下。人們不敢對他回答說，中世紀騎士的‘夫人’和但丁的貝雅特里齊，也許曾坐在同貝克先生5的女主人公們一樣高的寶座上。我預計這幾天中的某一天能在一位俄國革命者之后坐到餐桌旁邊。或者只是在我們的一位將軍之后，他們進行戰爭是出于對戰爭的厭惡，是為了懲罰一個民族培養一種理想，他們在十五年前認為這種理想是唯一的強壯劑。可憐的沙皇在幾個月前還受到尊重，因為他召開了海牙會議。但是，現在人們向自由的俄國致敬，就忘記了曾使他受到頌揚的稱號。世界的車輪就是這樣轉的。然而，德國使用同法國一樣的詞句是那么多，以致使人認為德國在引用法國的話，德國不厭其煩地說，它‘在為生存而斗爭’。當我讀到：‘我們為反對殘忍的死敵而斗爭，直至我們取得保障我們將來不受任何侵略的和平，以便使我們英勇的士兵的血不致白流時，我不知道這句話是威廉皇帝說的還是普恩加來先生說的，因為他們曾以幾乎相同的說法，把這句話說了二十遍，雖然說實在話，我應該公開承認，這一次皇帝是共和國總統的仿效者。如果法國依然弱小，它也許就不會這樣希望延長戰爭，但特別是如果德國依然強大，它也許就不會如此急于結束戰爭。就是說依然如此強大，因為說到強大，您會看到，它現在仍然強大。”——

根據傳說，菲爾曼是亞眠的第一位主教。

2戴魯萊德（84—94），法國作家、政治家。普法戰爭時入伍參軍。他的愛國詩歌《士兵之歌》（872）曾流行一時。882年創立愛國者同盟，旨在為法國敗于普魯士報仇雪恥。

3皮洛士（前39－前272），伊庇魯斯國王，曾不惜慘重犧牲而取得對馬其頓和羅馬的軍事勝利。“皮洛士的勝利”一語由此而來。

4莫拉斯（88—952），法國作家，擁護君主政體，曾在《法蘭西報》上評述埃梅·德·瓜尼的回憶錄（發表于902年）。埃梅·德·瓜尼曾促使塔列朗背叛拿破侖。

5貝克（837—899），法國劇作家，他劇中描寫的婦女格調不高，如《巴黎女人》（885）描寫一個有夫之婦同時有兩個情人。

他已經養成在說話時大聲叫嚷的習慣，原因是感到煩躁，需要——由于從未研究過說話的技巧——為擺脫自己的印象而尋找出路，猶如飛行員擺脫自己的炸彈一樣，即使是在田野上空，在他的話語不會觸及任何人的地方，特別是在社交界，他更是信口開河，別人則因故作風雅而傾聽他的談話，對他的話信以為真，而他對聽眾們卻極為**，聽他說話可以說是迫不得已，甚至是出于敬畏。在環城路上，這種高談闊論也是對行人蔑視的一種標志，他對行人既不壓低嗓門，也不讓出道路。但是，他的聲音在路上走了調，使行人感到驚訝，特別是使轉過頭來的人們聽清一些話，這些話可以使人們把我們誤認為失敗主義者。我向德·夏呂斯先生指出了這點，但只是引得他發笑。“您得承認，這可能十分可笑，”他說。“總之，”他補充道，“人們永遠無法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每天晚上成為第二天的社會新聞。再說，我為什么不會在萬森樹林的溝渠里被人槍殺呢？我的舅公當甘公爵就出了這種事，對貴族的血如饑似渴，會使某些群氓發狂，他們在這方面顯得比獅子還要精明。您知道，對這些野獸來說，只要維爾迪蘭夫人的鼻子上擦破一點皮，它們就會朝她撲去。這種情況，在我年輕時人們稱之為大鼻子！”他說完就放聲大笑，仿佛我們倆單獨在一個大廳里一樣——

當甘公爵（772—804），法國波旁公爵的獨生子，法國大革命后逃亡國外。804年，第一執政官拿破侖獲悉當甘公爵陰謀推翻他，就將公爵關入萬森監獄，并就地處決。

有時，在德·夏呂斯先生經過時，一些形跡相當可疑的人從陰暗處出來，并在離他有一段距離的地方聚集在一起，看到這種情況，我心里就想，我是離開他好還是不離開他好。就象一個人遇到一位癲癇經常發作的老人，并從步履蹣跚中看出老人可能即將發病，心里就想，老人是希望他陪伴，以便有所依靠，還是不希望他陪伴，以便在發病時不讓人看到，也許只要有人在身邊就會加速癲癇的發作，而一個人心神安定反倒可能不會發病。但是，在病人身上，人們不知道是否應避開的發病的可能性，通過病人象喝醉的人那樣所走的彎彎曲曲的路線顯露出來；這些不同的位置，是可能發生一個意外事件的征兆，我不知道德·夏呂斯先生希望還是不希望我的在場能阻止事件的發生，對他來說，這些位置仿佛經過巧妙的導演，不是由筆直往前走的男爵本人來占據，而是由一批群眾演員來占據。不管怎樣，我現在還是認為，他當時不想遇到熟人，因為他把我帶到一條抄近道的街，這條街比環城路陰暗，在街上他不斷使各兵種和各國的士兵讓路，在他們向他涌來時當然例外，年輕人的這種沖動對德·夏呂斯先生來說是一種補償和安慰，使他不再對所有的軍人重返前線感到難過，而在動員入伍的初期，前線曾使巴黎象抽出氣的輪胎那樣顯得空蕩蕩的。德·夏呂斯先生不時贊賞從我們面前掠過的華麗軍裝，這些軍裝使巴黎成為一座同港口一樣具有國際性、同畫家筆下的背景一樣實在的城市，畫家畫上幾座建筑物只是一種借口，以便把各式各樣、絢麗多彩的服裝匯集在一起。他對被指責為失敗主義者的貴婦們仍然十份敬愛，猶如過去對被指責為德雷福斯派的貴婦們那樣。他感到遺憾的，只是她們降低身份來談論政治，卻引起“記者們的論戰”。他對她們的態度絲毫沒有改變。因為他的輕浮始終不變，所以貴族出身同美和其他魅力結合在一起，也是持久的東西，而戰爭就象德雷福斯案件那樣，是平凡而短暫的時髦。即使人們把蓋爾芒特公爵夫人槍決，以便同奧地利單獨媾和，他也會一如既往地把她看作高貴的女人，而不會把她看得象被判處斬首的瑪麗－安托瓦內特那樣卑微。德·夏呂斯先生猶如圣法利埃或圣梅格蘭那樣高貴，他說話時身體筆挺、一本正經，說話嚴肅，在片刻間絲毫沒有顯出他那種人的舉止。然而，在這些人中為什么不能有一個具有完全合調的聲音呢？即使在此刻，即聲音最接近嚴肅之時，它也仍然不合調，需要調音師來調整。另外，德·夏呂斯先生簡直不知道做什么好，他常常抬起頭來，對沒帶望遠鏡感到遺憾，但即使有望遠鏡也不管用，原因是齊柏林飛艇曾在前天晚上進行空襲，引起了當局的警惕，所以同平時相比，軍人的數目增加到最大的程度，連天上都有軍人。幾小時前我看到的飛機就象昆蟲那樣，在晚上的藍天中呈現棕色的斑點，現在這些飛機已進入黑夜，猶如明亮的火船，而路燈部分熄滅，使黑夜更加深沉。這些人造流星使我們感受到的最大的美的印象，也許是使人凝視平時很少注目的天空。94年，我看到巴黎的美幾乎是毫無防御地等待著敵人的威脅臨近，在這樣的巴黎，現在和當時一樣，當然都有明朗得令人痛苦而又神秘的月亮那種不變的古老光華，在尚未受到破壞的古建筑物上投下其無用的優美；何是，如同94年那樣，甚至勝過94年，還有另外一種東西，有各種各樣的光線，有斷斷續續的燈光，它們或者來自這些飛機，或者來自埃菲爾鐵塔上的探照燈，人們知道控制這些光線的是一種聰明的意志，是一種友好的警惕，這種警惕能產生我曾在圣盧的房間里，在軍隊內院的單人房間里感受到的激動，能激起我曾在這種環境里體會到的感激和寧靜，有多少顆熱情而遵守紀律的心曾在那里經受鍛煉，然后，他們正當年輕力壯之時，毫不猶豫地在某一天作出犧牲——

圣法利埃是亨利二世的情婦迪安娜·德·普瓦提埃的父親，出現在維克多·雨果的歷史劇《國王尋樂》（832）中；圣梅格蘭是大仲馬的歷史劇《亨利三世及其宮廷》（829）中的人物，在劇中誘奸吉斯公爵夫人。

前天晚上空襲時，天空中比地面上更為動蕩，空襲之后，天空平靜下來，就象風浪平靜后的大海一樣。但是，猶如風浪平靜后的大海，天空尚未恢復絕對的平靜。幾只飛機仍然飛到天上，就象火箭那樣去同星星會合，而探照燈則在分割成塊的天空中慢慢掃射，猶如天體和移動的銀河中的蒼白星星。但是，那些飛機鑲嵌在星星中間，看到這些“新星”，人們感到仿佛置身于另一個半天球之中。德·夏呂斯先生對我說他欣賞這些飛行員，他一面否認自己親德和其他習性，一面卻情不自禁地在這兩個方面大肆發揮：“另外，我要補充一點，就是我同樣欣賞駕駛哥達式轟炸機的德國人。而駕駛齊柏林飛艇，又需要怎樣的勇敢！他們是不折不扣的英雄。炮臺朝他們開火，但要是民用飛機那可怎么辦呢？您是否害怕哥達式轟炸機和大炮？”我坦率地說不怕，也許我錯了。也許是因為我生性懶惰，養成了習慣，總是把自己的工作一天又一天地拖到明天，所以在我的想象之中死亡也是如此。既然你相信大炮不會在這一天打中你，你怎么會害怕它呢？另外，扔下炸彈、可能死亡這些想法是分別形成的，沒有給我對德國飛行器經過的印象增添任何悲慘的色彩，直到有一天晚上，其中的一架搖搖晃晃，在我目光的注視下被動蕩的天空中一團團薄霧打得支離破碎，雖說我知道這架飛機是用來殺人的，我卻只是把它想象成天上的恒星，從這架飛機中我才看到朝我們扔下炸彈的動作。因為一種危險的最初現實，只有在這種新事物中才會被發現，這種新事物不能復原為人們已知的事物，被稱之為一種印象，而且往往象上述情況那樣，被概述成一行文字，這行文字能寫出一種愿望，并包含著完成時會變形的潛力；而在協和橋上，在那架既進行威脅又受到圍捕的飛機周圍，香榭麗舍大街、協和廣場和杜伊勒里公園的噴水池仿佛映照在云端，探照燈射出的一條條明亮水柱在空中拐折，這一行行也充滿愿望，充滿著遠見和保護的愿望，愿望來自聰明的權貴，對這種權貴，就象在東錫埃爾兵營里的一個夜晚中那樣，我感謝他們的權勢，以這種如此優美的準確性煞費苦心地守護著我們。

夜象94年時一樣美，猶如巴黎象那時一樣受到威脅。月光仿佛是一種柔和、持續的鎂光，使人們最后一次攝取旺多姆廣場、協和廣場等優美建筑群的夜景，我對那些也許會立即將它們摧毀的炮彈的恐懼，同它們尚未遭到破壞的優美形成對照，反而使它們顯得更加風采，仿佛它們朝前伸展自己的身子，聽任它們不設防的建筑物遭受打擊。“您不害怕嗎？”德·夏呂斯先生重復道。“巴黎人沒有這種體會。有人對我說，維爾迪蘭夫人每天在家聚會。這事我只是聽別人說的，我對他們一無所知，我已經完全斷絕往來，”他補充道。他不僅垂下眼睛，仿佛來了個送電報的，而且垂下腦袋和肩膀，然后舉起手臂，那動作的意思，如果不是“我已經洗手不干”，至少是“我對您無可奉告”（雖說我什么也沒有問他）。“我知道莫雷爾去的次數一直很多，”他對我說（這是他第一次對我重提此事）。“人們認為他非常留戀過去，希望同我重歸于好，”他補充道。他一方面顯得在同圣日耳曼區的男人說“人們談論得很多，說法國同德國進行的對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還說談判甚至已經開始”時一樣輕信，另一方面又顯得是最無禮的拒絕都無法使其相信的情人。“不管怎樣，如果他愿意這樣做，只要說出來就行了，我比他老，不能由我來采取主動。”這種話也許不用說，事情太明顯了。另外，這話也并不誠懇，正因為如此，德·夏呂斯先生叫人十分為難，因為人們感到，他在說不能由他來采取主動這句話時，恰恰已經走出了第一步，并期待由我來提出和負責這種重歸于好。

當然，我了解有些人的這種幼稚的或虛假的輕信，這些人喜愛某個人，或者只是得不到某個人的邀請，就把即使在令人厭煩的請求下此人也沒有表現出來的愿望強加給這個人。但是，聽到德·夏呂斯先生突然用顫抖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這些話，看到他那在眼睛深處猶豫不定的模糊目光，我感到這不是一般的要求。我當時并沒有弄錯，我將立即說出兩個事實，來證明我過去的這種感覺（第二個事實發生在德·夏呂斯先生去世之后，我提前許多年來講此事。然而，他是在很久之后才去世的，我們將有好多次機會再見到他，他同我們過去所了解的將有很大區別，特別是在最后一次，當他完全忘掉莫雷爾的時候）。說到第一個事實，只是發生在那天晚上之后的兩至三年，那天晚上，我就這樣同德·夏呂斯先生一起沿著環城路往下走。因此，大約在那天晚上之后的兩年，我遇到了莫雷爾。我馬上想到德·夏呂斯先生，想到他再次見到小提琴手會十分高興，就再三請求莫雷爾去看他，即使去一次也好。“他過去對您好，”我對莫雷爾說，“他年紀已老，可能會去世，要消除老的糾紛，抹掉不和的痕跡。”對于希望緩和關系這點，莫雷爾看來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但他還是斷然拒絕去看望德·夏呂斯先生，即使是一次也不去。“您這樣做不對，”我對他說。“是因為固執、沒空，是懷有敵意，出于不必要的自尊心，出于道德（您放心，它不會受到抨擊），還是搭架子？”這時，小提琴手扭歪著臉，才說出看來使他極為難受的實話。只見他戰粟地對我回答道：“不，這不是因為所有這些中的任何一點；道德，我才不在乎呢；懷有敵意？恰恰相反，我已經開始可憐他了；不是搭架子，這無濟于事；不是沒空，有幾天我整天無所事事。不，這不是因為所有這些中的任何一點。這是，您可千萬別對任何人說。我把這點告訴您可真是瘋了。這是，這是……這是……因為害怕！”他說完就開始手腳發抖。我坦率地對他說，我對此不理解。“不，您別問我，咱們別再談了，您不象我那樣了解他，我可以說您完全不了解他。”——“但是，他會對您有什么損害呢？另外，既然你們之間不會再有怨恨，他就更加不會傷害您。再說您心里也清楚，他人很好。”——“當然嘍！我知道他人真好！還有體貼和正直。不過您走吧，別再對我說了，我求求您，這說出來難為情，我害怕！”

第二件事發生在德·夏呂斯先生去世之后，有人把他留給我的幾件紀念品和一封連套三個信封的信交給我，這封信至少是在他去世前十年寫的。但是，他當時得了重病，就作了善后的安排，接著他恢復了健康，后來又陷入一種狀況，我們將在蓋爾芒特親王夫人府的那個下午聚會上看到他處于這種狀況；而這封信就同他準備遺贈給幾位朋友的物品一起放在一個保險箱里，在那里放了七年，在這七年中，他完全忘掉了莫雷爾。信上的字體纖細而又雄健，信是這樣寫的：

“我親愛的朋友，上帝走的道路是不為人知的。有時，他利用一個庸人的缺點來阻止一位正義之士的出類拔萃變為泡影。您了解莫雷爾，知道他的出身，知道我想使他達到怎樣高的地位，可以說是要他和我平起平坐。您知道，他寧愿重返的地方，不是任何男子，即真正的風凰可以再生的灰燼，而是蛇蝎爬行的污泥。他自甘墮落，卻使我免于名譽掃地。您知道，我的紋章上刻有耶穌基督的座右銘：iulabissuperleoemetaspidem，并畫有一個男人，腳底下踩著一只獅子和一條蛇，作為紋章兩旁的支撐形圖案。然而，我能把我自己這只獅子這樣踩在腳下，靠的全是那條蛇和它的謹慎，剛才我過于輕率地把謹慎稱之為一種缺點，因為福音書的深刻智慧將它變成一種美德，至少對他人來說是一種美德。我們的蛇過去有一位施展魔力的誘惑者——他本人也受魔力誘惑——，所以它發出的咝咝的叫聲十分悅耳，它不僅是叫聲悅耳的爬行動物，而且具有謹慎這一美德，在必要時可以變得怯懦，我現在把這種美德奉為神明。這種神明般的謹慎，使他抵制了我讓人轉達的請他來看望我的要求，而我只有對您吐露此事，才能在人間得到安寧，才能在陰間得到寬恕。在這件事上，他被天主的智慧當作工具使用，因為我既然使他拿定了主意，他就不會活著走出我的家門。必須讓我們兩人中的一個死去。我曾決定把他殺死。天主勸他謹慎，以便使我免犯殺人之罪。我現在相信，我的主保圣人、大天使米歇爾的說情，在這件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請求他原諒我在這么多年中對他如此忽視，并以如此差的方式來報答他為我做的無數善事，特別是在我同惡所進行的斗爭中。我應該感激天主的這位信徒，我懷著充分的信仰和智慧說，是天主示意莫雷爾不要來。因此，現在是我死去。您忠實的，semperidem2，g夏呂斯”——

拉丁文，意思是“你腳踩獅子和蛇”。

2拉丁文，意思是“永遠如此”。

這時我才明白莫雷爾為什么害怕；當然，這封信顯得十分傲慢，又有不切實際的虛文。但它吐露的卻是真情。莫雷爾比我更加清楚，德·蓋爾芒特夫人發現她的小叔子“近于瘋狂的一面”，并非象我在此之前所認為的那樣，只是那種在片刻間顯露出來的膚淺而無效的狂怒。

但是，我們得回到剛才所說的地方。我同德·夏呂斯先生一起沿著環城路往下走，這位先生剛才把我當作打開他和莫雷爾的和解大門的中間人。看到我沒有回答他，他就說：“另外，我不知道他為什么不演奏，人們借口打仗就不再演奏，但人們還跳舞，還在市里設晚宴，婦女們為自己的皮膚創造了琥珀色。如果德國人還要向前推進，那些歡樂的晚會也許將會充斥我們的龐培城的末日。這將把它從輕浮中挽救出來。只要某個德國維蘇威火山（他們海軍的炮火同一座火山一樣厲害）的熔巖在她們梳妝打扮的時候突然襲擊她們，中斷她們的動作，并使其永遠保存下來，以后的孩子們就能在有插圖的課本中看到莫萊夫人在去嫂子家赴晚宴之前即將抹上最后一層脂粉，或是索斯坦娜·德·蓋爾芒特正畫完她的眉毛，并從中得到教益；這將是未來的布里肖上課的內容；一個時代的輕浮，在經歷了十個世紀之后，就是最嚴肅的研究課題的內容，特別是當它通過火山爆發或炮彈射擊的同熔巖相似的物質而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同維蘇威火山噴發出來的氣體相似的窒息瓦斯，象曾經埋沒龐培城的崩塌那樣的崩塌，如能完整無缺地保存所有那些尚未將其繪畫和雕塑運往巴約納的最冒失的女人，對未來的歷史來說將是多么珍貴的資料！況且，一年以來，不是已經部分地變為龐培城？每天晚上，這些人鉆到地窖里去，不是為了從里面拿出一瓶穆通·羅特希爾德或圣泰米利昂陳酒2，而是為了把他們最珍貴的東西和他們自己一起藏起來，就象赫拉克勒諾姆3的那些神父，在搬走圣器時突然死去。對物的依戀總是給占有者帶來死亡。巴黎并非如赫拉克勒諾姆那樣，是由赫拉克勒斯創建的。但卻如此相似！我們有這種清醒的認識，并不意味著在我們的時代，每個女人都已具有這種認識。如果我們現在認為，我們明天的命運可能和維蘇威火山附近的那些城市相同，那么這些城市在當時也已感到自己正受到圣經中被詛咒的兩個城市的命運的威脅。有人在龐培城一幢房子的墻上發現具有啟示性的題詞：索多姆、戈摩爾。我不知道是否是索多姆這個地名以及它所喚起的想法，或者是對炮擊的想法，使德·夏呂斯先生在片刻間抬頭凝視天空，但他很快又低頭注視地面。“我欣賞這場戰爭中的所有英雄，”他說。“啊，我親愛的，那些英國兵，在戰爭開始時我對他們的看法有點輕率，把他們看作普通的足球運動員，卻相當自負，以為自己能同職業隊進行較量，而且又是怎樣的職業隊啊！然而，光從美學的角度來看，他們只是希臘的競技者，是希臘的，我親愛的，他們是柏拉圖筆下的年輕人，或者不如說是斯巴達人。我有個朋友去了魯昂，在那里有他們的營房，我的朋友看到了奇跡，人們想象不到的真正奇跡。魯昂變了樣，變成了另一個城市。自然也有魯昂的古城，有大教堂中消瘦的圣徒。當然嘍，這也很美，但這是另一回事。而我們那些長毛的兵！我無法對您說我覺得我們長毛的兵、那些小巴黎人有怎樣的味道，您瞧，就象那邊過去的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機靈而又滑稽的神態。我常常叫住他們，跟他們談上幾句，是多么靈敏，多么通情達理！而外省的小伙子，用舌尖顫動發r音，說話時帶方的切口，又是那么有趣、可愛！我過去總是在鄉下住上很長時間，在那些農莊里過夜，所以我現在能同他們談話；然而，我們對法國人表示欣賞，不應使我們因此而貶低我們的敵人，否則就等于是貶低我們自己。您不知道德國兵是怎樣的兵，因為您不象我那樣看到過德國兵檢閱時走的步伐，走的鵝步著，他又重提他曾在巴爾貝克對我概述的陽剛典型，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這種典型具有一種哲理性更強的形式，他還使用荒謬的推理，有時，雖說他剛才還顯得才智過人，但這種推理卻使人感到擺出的理由過于牽強，是出自普通的社交界人士之口，雖然這位社交界人士聰明。“您看，”他對我說，“德國兵是極好的小伙子，有強健的體魄，心里只想到自己的國家偉大——

法國西南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專區政府所在地。

2穆通·羅特希爾德和圣泰米利昂均為法國波爾多的名葡萄酒。

3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亞區的古城，被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所摧毀，后在火山爆發的熔巖上建立雷西納城，現名為埃爾科拉諾。

4德語，意思是“菩提樹下”，是柏林的一條大街。

deutshladuberalles，這并不是那么蠢，而我們呢——當他們在作陽剛的訓練時——我們卻沉溺于藝術愛好。”對于德·夏呂斯先生來說，藝術愛好這個詞的意思也許同文學相近，他可能想到我喜歡文學，并曾經有過從事文學的愿望，所以立刻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在拍的時候乘機倚靠在我的肩膀上，把我壓得很疼，就象我過去服兵役時，七六式步槍的槍托反沖到肩胛骨上一樣疼），仿佛為了緩和他的指責，并對我說：“是的，我們沉溺于藝術愛好，我們都是這樣，您也一樣，您記得嗎？您可以同我一樣犯您的meaulpa2，我們過去太愛好藝術了。”我對他的指責感到突然，但又不能進行敏捷的答辯，由于我尊重對話者，對他友好的善意表示感謝，就對他作了回答，仿佛象他對我要求的那樣，我也要拍打自己的胸脯，這樣做實在荒唐，因為我絲毫不需要責備自己愛好藝術。

“好吧，”他對我說，“我在這兒同您分手（在遠處伴送我們的那群人終于離開了我們），我去睡覺了，就象一位年紀很老的先生那樣，何況戰爭看來改變了我們所有的習慣，這是諾布瓦喜歡使用的愚蠢格之一。”我也知道，回到家里之后，德·夏呂斯先生會因此而一直呆在士兵中間，因為他已把自己的府邸變為軍醫院，依我看，他這樣做不是服從于他想象豐富的需要，而是服從于他心地善良的需要——

德語，意思是“德國高于一切”。

2拉丁文，意思是“我的過錯”。

那天夜里月光明媚，沒有一絲微風；在我的想象中，塞納河在那些拱橋之間流著，應該同博斯普魯斯海峽相象，而那些橋則由它們的平臺和河的反光構成。月亮或者象征著德·夏呂斯先生的失敗主義所預的入侵，或者象征著我們的穆斯林兄弟同法**隊的合作，那月亮又狹又彎，猶如一枚西昆，仿佛將巴黎的天空置于東方的新月符號之下——

古代威尼斯金幣。

然而，他在同我告別時，一時間把我的手握得象要握傷一般，這是感覺象男爵一樣的人們的一種德國特點，他這樣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有幾秒鐘之久，戈達爾看到了會說是在按摩，仿佛德·夏呂斯先生想使我的關節恢復尚未失去的柔軟。某些瞎子的觸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視覺。我不太知道這時的觸覺可代替何種感覺，他也許只是覺得在握我的手，就象他也許覺得只是看到一個塞內加爾人走到陰暗的地方，而沒有發覺是在欣賞此人。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男爵都錯了，他犯了握得過緊和看得過多的過錯。“德剛、費羅芒丹、安格爾和德拉克洛瓦筆下的全部東方不就在其中？”他對我說，仍然因塞內加爾人走過而一動不動。“您知道，我只是從畫家和哲學家的角度對事物和人發生興趣。再說我年紀也太老了。我們倆沒有一個是土耳其皇帝的姬妾，不能作為畫面的補充，多遺憾呀！”

男爵離開我之后，在我想象中開始縈繞的不是德剛乃至德拉克洛瓦筆下的東方，而是我曾十分喜愛的《一千零一夜》中的古老東方；我漸漸走進這些網狀的黑暗街道，不由想起在巴格達的偏僻街區尋找艷遇的哈里發哈倫·賴世德。另外，天氣的炎熱和行走后的炎熱使我感到口渴，但所有的酒吧早已關門，而由于汽油匱乏，我所遇到的由東方國家的人或黑人駕駛的出租汽車，甚至對我叫車的手勢不予理睬。我唯一能喝點東西、恢復體力以便回家的地方是旅館。但是，我所在的街離市中心相當遠，自從哥達式轟炸機對巴黎扔下炸彈以來，這條街上的旅館都已停業。所有的商店也是如此，老板由于缺少店員或感到害怕而逃到鄉下，在店門上貼了一張用手寫的普通啟事，宣布商店將在一個遙遠的日期重新開業，但是否能兌現卻很成問題。其他尚未停業的單位以同樣的方式宣布，每星期只開門兩次。人們可以感到，貧困、遺棄和害怕籠罩著整個街區。因此，我感到十分驚訝的，是看到這些被人遺棄的房屋之間有一幢房子恰恰相反，屋內的生命仿佛戰勝了恐懼和倒閉，保持著活躍和富裕。從每個窗戶關閉的百葉窗后面，透出因警察條例而變得柔和的燈光，但卻顯示出完全不把節約放在心上。大門不時打開，以便讓某個新的客人進去或出來。這是一座旅館（由于其產業主賺得到錢），應該激起所有鄰近的商人嫉妒，同時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因為我在這時看到，在離我十五米遠的地方，從旅館里迅速走出一名軍官，由于離我太遠，我無法在黑夜中看得清楚。

然而，有某種東西使我感到驚訝，我驚訝的不是他的臉，因為我沒有看到，也不是他的軍裝，因為軍裝外罩著一件寬袖長外套，而是有兩點極不相稱，一是他身體經過的各個點的數目是如此之多，二是他出來所用的秒的數目是如此之少，而他之所以出來，看來是被困在里面的一個人的意思。因此我認為，如果我不是從外形上——我甚至也不會說從圣盧的模樣、苗條、步履和敏捷上——認出他的話，那么是從一種他所特有的分身術上認出他。能在如此少的時間里占有空間中如此多位置的軍人，已經消失在一條橫馬路里，他沒有發現我，而我仍然在想是否應該進入這家旅館，旅館簡樸的外表使我十分懷疑剛才從里面出來的人是圣盧。我不由回想起圣盧曾受到冤枉，卷入一樁間諜案，原因是在從一名德**官身上搜查出來的信件里發現了他的名字。后來軍事當局為他徹底平了反。但是，我仍然不由自主地把這件往事和我現在看到的事聯系起來。這家旅館是否被間諜用作接頭地點？

軍官走后過了一會兒，我看到好幾個兵種的普通士兵走了進去，這就更增加了我假設的分量。另外我當時口渴到了極點。也許我能在這里找到喝的，我就趁此機會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雖說其中也摻雜著不安。因此，我現在并不認為當時是由于那次相遇產生的好奇心才決定登上只有幾個臺階的階梯，階梯上面是前廳，廳門開著，想必是因為天熱。我起初以為我這種好奇心是無法得到滿足的，因為我站在階梯的陰暗處時，看到有好幾個人來訂房間，得到的回答都是全部客滿。然而，這些人訂不到房間，顯然只是因為他們不是間諜窩中的一員，因為過了一會兒，一個普通的水手來要房間，服務臺急忙把二十八號房間給了他。我在陰暗處可以不被別人發現，卻能看到幾個軍人和兩個工人在一個悶熱的小屋里平靜地談話，小屋用雜志和畫報上剪下來的彩色女人肖像作為裝飾，顯得矯揉造作。

這些人平靜地談著話，正在闡述愛國主義思想：“你要我怎么辦呢？得象戰友們那樣去干，”其中一個說。“啊！我當然希望不要被人打死，”另一個說。他是在回答一個我沒有聽到的祝愿，我聽出他第二天要重返一個危險的哨所。“啊！二十二歲的人，只干了六個月，真叫人難以相信，”他叫道，叫聲中不僅有活得長久的愿望，而且更重要的是還有論理正確的意識，仿佛只有二十二歲這個事實能賦予他更多的不被人打死的機會，仿佛他被打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巴黎真棒，”另一個說，“看不出是在打仗。那你呢，絮洛，你“但是，霞飛是個跟所有部長的老婆睡覺的男人，他沒做過什么好事。”——“聽到這樣的事真掃興，”一個年紀稍大的飛行員說，并朝工人轉過身來，因為那工人提出如下勸告：“我不希望你們在前線這樣說話，長毛的兵很快就會把你殺掉。”這些談話十分平常，所以我不想再聽下去；我要么再聽下去，要么就走下階梯，但正在這時，我聽到下面那些話，非但不再感到無動于衷，而且感到顫抖：“太好了，老板還不回來，天哪，這么晚了，我真不知道他能從哪里弄到鏈條。”——“那人不是已經綁起來了。”——“他綁起來了，當然嘍，他綁起來了，但又沒有綁起來，我要是這樣綁起來，就可以給自己松綁。”——“那掛鎖不是鎖上了。”——“當然鎖上了，但鎖上了還是可以打開的。問題是鏈條不夠長。你別對我解釋這是怎么回事，我昨天打了整整一夜，兩只手都打出了血。”——“今晚是你打？”——“不，不是我。是莫理斯。但星期天是我，老板答應過我。”我現在才明白，他們為什么需要水手的結實手臂。如果他們讓安靜的資產者遠離這兒，那么這個旅館就不是一個間諜窩。要是人們不能及時趕到，以便發現兇殺并逮捕罪犯，一樁殘酷的兇殺案就即將在此發生。但是，在這表面平靜卻又受到威脅的夜晚，這一切卻呈現一種夢幻和童話的色彩，因此，我既帶有證實的自豪，又懷著詩人的快感，斷然地進入旅館。

我用手輕輕地碰了碰我的帽子，在場的人們雖說沒有離開座位，但都以不同的程度有禮貌地對我還了禮。“你們是否能告訴我，我應該找誰？我想要一間房間，并讓人給我送點喝的來。”——“請您等一會兒，老板出去了。”——“頭兒不是在上面，”其中一個談話者暗示道。——“不過你很清楚，不能去打擾他。”——“您是否認為會給我一間房間？”——“我想會的。”——“四十三號房間應該空著，”那個相信因為自己二十二歲而不會被打死的青年說。他說完在長沙發上稍微挪動了一下，以便給我空出位置。“要是打開些窗子就好了，這兒都是煙！”飛行員說。確實，在座的每個人都在抽煙斗或香煙。“是啊，可是，得先關上百葉窗，你們很清楚，由于齊柏林飛艇，所以禁止開燈。”——“齊柏林飛艇不會再來了。報上甚至暗示，它們都給打下來了。”——“不會再來了，不會再來了，你知道什么？等你象我一樣在前線呆上十五個月，打下你的第五架德國佬飛機，你才能談這個。不要相信報紙。昨天它們飛到貢比涅去了，打死一個家庭主婦和她的兩個孩子。”——“一個家庭主婦和她的兩個孩子！”那個不想被打死的青年說。他的眼睛里閃現怒火，臉上露出十分同情的神色。他的臉精神飽滿、寬廣開闊，非常討人喜歡。——“人們沒有是第一次。”——“他的教母是誰？”——“就是那個管公共廁所的女人，她的廁所比奧林匹斯山稍微低一點。”——“他們在一起睡覺？”——“你在說什么呀？她是有夫之婦，最穩重不過的了。她每個星期給他奇錢，是因為她心地好。啊！她是個穿著漂亮的女人。”——“那么，你認識大絮洛？”——“我當然認識！”二十二歲的青年熱情地答道。“他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象他那樣我尊重的朋友不是很多。他又是個好伙伴，總是準備幫別人的忙。啊！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可真是天大的不幸。”有人提議玩一盤骰子，二十二歲的青年急忙興奮地倒出骰子，叫出擲的結果，兩眼直瞪瞪地盯著，不難看出，他具有賭徒的性格。我不大理解有個人后來對他說的話，只聽見他以深為同情的口吻大聲說道：“絮洛，靠女人賣娼的杈桿！就是說他說自己是個杈桿。不過他當不了這種人。我看到他把錢付給自己的女人，對，把錢付給她。就是說，我并不是說阿爾及利亞姑娘霞娜沒給他什么，而是她給他的錢不超過五個法郎！而這個女人每天在妓院里賺的錢超過五十法郎。只拿到五個法郎！只有蠢得出奇的男人才會這樣。現在她在前線，日子過得很苦，當然嘍，她要多少就賺多少，不過，她一個子兒也不寄給他。啊！絮洛是個杈桿？按這種說法，許多人都可以把自己稱為杈桿。他不僅不是杈桿，而且依我看，簡直是個笨蛋。”這幫人中年紀最老的人，也許由于他年紀大，老板允許他穿得比較整潔，他當時去上廁所了，所以只聽到談話的結尾。但是，他不禁朝我看了一眼，并對他的穿著給我的印象表示明顯的不快。二十二歲的青年剛講完他對賣淫的理論性看法。年紀最老的人沒有專門指這個青年，而只是籠統地說道：“你們談得太多而且太響，窗子開著，有些人在這時已經睡覺。你們很清楚，老板要是回來，聽到你們這樣在談話，他會不高興的。”

正在這時，聽到大門打開，大家都默不作聲，以為是老板來了，但來的只是個外國汽車司機，大家都對他熱情接待。但是，二十二歲的青年看到司機的外套上露出一條漂亮的表鏈，就用詢問和帶笑的目光對他看了一眼，接著皺了皺眉頭，并朝我這邊嚴肅地眨了眨眼。我心里明白，第一個目光的意思是：“這是什么，是你偷的？我表示祝賀。”第二個目光是說：“你什么也別說，因為這家伙我們不認識。”突然，老板走了進來，手里拿著好幾米長的粗鐵鏈，可以拴好幾個苦役犯。他滿頭是汗，說：“我拿這么重的東西，要是你們不是這樣懶，我也不用自己去了。”我對他說，我想要一個房間。

“只要幾個小時，我沒叫到汽車，有點不舒服。但是，我希望能給我拿點喝的來。”——“比埃羅，到地窖去拿黑茶藨子酒，并且叫人把四十三號房間整理好。七號房間還在按鈴。他們說不舒服。不舒服，去你的，這些人是要吸可卡因，他們的樣子象是吸到一半，得把他們趕出去。二十二號房間里是否鋪了兩條床單？好！瞧，七號房間在按鈴，你跑去看看，來吧，莫理斯，你在那兒干嗎？你很清楚，有人在等你，到上面的十四號乙去。再快點。”莫理斯跟著老板走出前廳。老板見我看到他的鐵鏈，感到有點不安，就把鐵鏈拿走。“你怎么這樣晚才來？”二十二歲的青年問那個司機。——“怎么，這樣晚，我可早到了一個小時。不過走路太熱。我約好是半夜十二點來的。”——“那你是為誰而來的？”——“為巫婆帕梅拉，”東方國家的司機笑著說，笑時露出漂亮的白牙齒。

“啊！”二十二歲的青年說。

我很快被領到樓上四十三號房間，但是房間里的空氣使人感到很不舒服，我的好奇心又非常大，所以我....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