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便是任何宗教都不得宣傳向某人或某個家族效忠的思想，相反所有宗教都必須向自己的信徒宣傳，一個正信徒必須首先是一個愛國者。對于那些向個人、家族乃至外國人效忠的宗教，同樣不得在中國傳教…”

隨著崇禎的訴說，柳敬亭終于安下了心來，如果皇帝只是這些要求，雖然這些事務煩難復雜，但還不至于讓他連嘗試的勇氣都沒有。

崇禎說完了宗教管理的想法后，又繼續說道：“除了取締這些**之外，委員會應當尤其注意的，還是那些同少數民族糾纏在一起的宗教。

比如蒙藏民族信奉的密宗，西域少數民族信奉的天方教，這些宗教的背后往往都隱藏著民族問題，所以委員會要謹慎區別對待。

有些人信仰宗教是為了一份精神寄托，有些人信仰宗教是為了逃避現實，還有些人信仰宗教則完全是為了區別族群。

對于第一種人，朝廷應當予以保護；對于第二種人，朝廷要幫助他們回到現實。但是對于第三種人，只有血和火才能凈化他們的靈魂。委員會要做的，就是把這三種人區別開來…”

柳敬亭步出乾清宮時，精神還有些恍惚，連為他帶路的內侍提醒他走錯路了，他也數息沒有反應過來。

今天之前他原本以為，這個少數民族和宗教事務委員會，只是用來安撫那些較為強大的少數民族首領、頭領的一個地方。不過聽了皇帝的一席話之后，他才分外感覺自己肩上的責任重大。這讓他的心情頓時凝重了起來，但是他自己未曾察覺的是，在他的心里還有一種躍躍欲試的興奮。

雖然各地的商人代表們還有四分之一沒到，但是等待不下去的商人代表們還是急急的召開了大會。他們想要討論的事務，主要還是對于年初各項制定的政策進行反思。

首要的問題便是對各項商品的稅率調整，年初時各位商人代表只顧著盡量壓低稅率，唯恐讓朝廷占了便宜去。也正是因為他們的齊心協力，所以最終皇帝還是做出了較大的讓步。這也是今年國內稅收除了生絲行業之外，其他行業的財稅并沒有多大起色的原因。

不過統一的稅收制度實施了不到一年，不少商人代表就感覺后悔了。原本大明各省市場猶如一個獨立王國，除了少部分官商之外，大多數商人都被多如牛毛的稅關給攔截在本地區以內了。

在這種強制性的市場分隔下，除了少數走私商和官商，大部分商人都不太愿意去陌生地區經商，因為開發新市場的成本太高。

取消了關卡，采用了一稅制，這些人為制造出來的獨立市場頓時就受到了沖擊。特別是來自于江南的商人，這些商人的本錢一向比其他地區的商人更為豐厚。放開了限制之后，來自太湖周邊的商人很快就搶占了，相鄰省份最為高端的市場。

特別是蘇松的布匹，雖然在北方市場受挫，但是在兩湖及西南各省，依然要比當地的土布出色的多。以往因為稅卡的緣故，所以蘇松外銷的布匹主要還是高端產品，因此在各省的中下層百姓中，還是以當地的土布或是亞麻布占據了主要市場，畢竟西南本身就種植亞麻的產地。

但是今年北方受災，再加上京城新出產的標布，使得蘇松的標布在北方銷售嚴重受挫，但是從北方運來的棉紗，卻大大的降低了江南布匹的制造成本。因此江南出產的粗布，開始被商人們帶到南方各省去試著行銷。

沿著長江航行的低廉運費，使得江南產的粗布比當地自產的土布價格更為低廉，而且質量更好。如此一來，長江周邊收兌土布在本省銷售的布商就首當其沖。

四川、貴州因為戰亂，生產上受到了很大打擊，因此像布匹之類的日常用品大多依靠湖廣商人輸入。但是現在從江南而來的布匹和日用品基本打垮了湖廣的產品，而湖廣本省的市場也被擠占了不少。

這顯然讓湖廣商人大為不滿了起來，而漢口茶葉市場的興建，吸引了大量的茶商，使得安徽、福建的茶葉生意大受影響，兩地的茶農和茶商同樣感到不滿。

山西商人則是嫌棄陜西商人從外蒙進口了大量的皮革，沖擊了今年的皮革價格，又大大降低了他們在草原上的獲利。

兩廣、閩浙商人則是對于放開海禁之后，海外絲價及各項貨物價格大跌感到不滿。說來說去，唯一對于年初各項商業政策感到滿意的，大約只有以北京、天津為首的北直隸商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