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華殿的內閣會議室內，朱由檢右手托著下巴，面無表情的傾聽著，面前三十余名官員各自發表著意見。當他接到內閣派出使者傳遞的消息，匆匆的返回了京城之后，朝廷之中就變得熱鬧了起來。

返回京城后的第一天，他聽取了各部官員提出的意見，選擇了在乾清門舉行朝會聽政。召集了在京的官員和宗室、勛戚一起，聽取他們對于慶王檢舉陜西韓、秦兩藩謀反一案。

當慶王親筆書寫的檢舉信件送到京城之后，此前還在為韓、秦兩藩喊冤，認為這是錦衣衛和楊鶴勾結陷害兩名無權無勇的藩王的官員，也很快就失去了聲音。

雖然他們的理智告訴他們，沒有護衛，也沒有得到當地官員軍隊支持的藩王造反，其實和自殺沒有區別。韓王和秦王兩人，既沒有出色的才能，也沒有令封國百姓交口稱贊的名望，更沒有得到朝中某些官員的支持，稍稍有些見識的官員都不能相信，兩人有造反的資本。

如果沒有證據證明兩藩謀反，朝中的官員自然不介意為這案子做一回主，并借此案打擊下越來越活躍的錦衣衛，說不定還能將楊鶴也牽連進案。畢竟國務委員會成立之后，陜西總督的位置可并不亞于六部尚書的位置。

主持一個公道可以一舉三得的獲得這么多好處，自然就會有官員站出來主持公道。但是，慶王的一封告密信件，頓時將不少官員的這點想法打消了。沒有哪位官員愿意同一位藩王去對質，證明他手中的資料是虛假的。

當然還有些官員還是堅持了下去。雖然無法推翻慶王提供的證據，但是他們很快就后退了一步，從為兩藩喊冤，變成了要求援引祖制，減輕兩藩的懲罰力度。這些官員認為，韓王和秦王可以發往中都鳳陽守陵，其他涉案宗室嚴重的也一并送往，但是和謀反案無關的那些宗室，應當還是留在原籍為好。

一些陜西籍貫的官員，原本對于兩藩謀反案一直保持著沉默，但是隨著慶王揭發書信的出現，他們雖然沒有對著兩位藩王落井下石，但是對于將宗室放在原地看管起來的懲罰方案，顯然是大為不滿的。

這些陜西籍貫的官員很快就提出，既然謀逆案屬實，那么這些宗室就應當依照楊鶴等人的主張，將他們外遷陜西，好讓多次受災的陜西父老，恢復些生氣。

朝會上近千官員的輪番發，除了讓朱由檢聽了個頭昏腦漲，并沒有讓他聽到多少有意義的論。因此第二日，朱由檢便將會議場地挪到了文華殿，將中低階官員都排除了在外，只留下內閣和六部高級官員，還有福王和蜀王、豐城侯幾位，人數還不到40。

剔除了那些口無遮攔，又極有功利心的中低階官員之后，文華殿內參與會議的官員們，終于表現的矜持了些。即便這些官員之間也有沖突，但是他們在皇帝面前總算是保住了自己的個人素質。

不過即便是這樣，這場爭論也已經持續了兩日，在場的官員們分成了三個立場。人數最多的一方，還是南方出身的官員和藩王、勛戚。他們的主張就是，兩位藩王謀反的事太過蹊蹺，還是應當再派人下去體察。

此外便是，哪怕藩王謀反一事真的屬實，看在他們身體里流淌著太祖的血脈，也應當從輕發落。而那些宗室在陜西生活了一輩子，現在因為一個沒有查清楚的罪名，就要將他們遷移出陜西，同樣也是不大合適的。

人數最少的一部分，還是陜西籍貫的官員，還夾雜著韓爌等兩位山西官員。他們認為，兩藩和宗室犯的罪應當輕判。但他們同樣也認為，陜西境內的藩王宗室能夠遷移出陜西的話，對于屢屢受災的陜西百姓來說，無疑是極大的善政。

人數居于兩者之間的中立派，則一直等待著皇帝的表態。看似默不出聲的中立派中，其實也分成了兩個部分，一些人是想要跟隨崇禎的立場進行發，還有些人則是想看一看皇帝的立場再來決定自己的發。

足足忍耐了這些官員爭吵了三日的朱由檢，聽到劉宗周再次提道：“…事在周禮：一曰議親之辟，謂是王宗室有罪也；二曰議故之辟，謂與王故舊也；三曰議賢之辟，謂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之辟，謂有道藝者也；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勛立功者也；六曰議貴之辟，謂貴者犯罪，即大夫以上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憂國也；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

終于忍不住打斷了他說道：“先生所說的八議，朕已經知道了。按照周禮，這八議，就是議親、議貴…歸根結底，不就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各位先生和諸愛卿，是不是也都這么看？”

劉宗周雖然住了口，但臉色卻甚是平淡。不管皇帝也好，還是那些想要處罰宗藩的官員也好，終究還是越不過圣賢大道去的。畢竟，這八議不僅僅是保護了宗室親貴的特權，同樣也是保護了士大夫們的特權，哪怕這些官員再怎么痛恨宗藩，也不會在這一點上提出反對意見，否則便是將自己置于全體士大夫們的公敵位置上去了，大明朝除了一個海剛峰之外，還沒出過第二個這樣的奇葩。

隨著崇禎直白的將劉宗周反復強調的重點指出之后，除了刑部尚書袁可立和**謀部**孫承宗臉色不變之外，其他官員都支支吾吾的承認了皇帝的這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