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人們常說：蘇湖熟，天下足。但是根據臣的調查，事實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在前朝時期，主要還是兩宋期間，江南地區每年成熟的米糧足以供應天下大部分人口的口糧，但是到了本朝，事情就開始有了變化。

從嘉靖朝開始，江南地區輸入的米糧就已經開始超出了其所輸出的米糧。也就是說，在這過去的百年之中，江南地區的糧食不僅不能供應本地之需，甚至還需要從外地調撥糧食以補充本地之不足。

那么這些糧食從何而來，根據記錄顯示，數十年前主要是江西所產之糧，而現在則以湖廣地區的糧食為主。江南地區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變化，主要還是因為人口數量的增長所至。以今日蘇州一地的人口計算，早就超過了宋代當地人口的20-30倍，整個江南地區的人口則基本是宋時的10-20倍。

就算是同百年之前相比，江南人口也增長了近一倍。這些人口的增加，消耗掉了江南自產的糧食不算，還需要從外地引進大量的糧食。如果沒有從外地運入的大批糧食，基本是風調雨順的年景，江南地區也還是會發生糧荒的…”

對于笪繼良的說法，不少官員是不太相信的，很快就有人忍不住打斷他問道：“笪侍郎是不是有些危聳聽了？江南向來都是本朝的財賦之地，這過去用于文武百官發放俸祿的金花銀，其中三分之二來自于江南之地。如果江南百姓連自己都養不活，他們如何繳納的起田賦？”

自從擔任了戶部糧食局的主官之后，對于大明各地糧食生產進行了深入調查的笪繼良，立刻不加思索的回道：“…下官只是說江南地區的糧食產量不足，并沒有說江南百姓養不活自己。

根據下官的調查，江南地區鄉村百姓的主業已經不再是依靠糧食種植，而是以種植桑、麻、棉花等作物為主，至于城市中的百姓則主要依賴于紡織業過活，其中蘇州以絲綢紡織及染色最為發達，而上海、松江以棉紡織最為盛行。

…在南方種植一畝土棉，收益大約高出一畝稻田的三成。如果是種植一畝洋棉，收益則是稻田的一倍有余。如果是一畝老桑園，那么收益更是達到了稻田的4倍。

而一畝桑園一季可出生絲8斤，按照平常年景的價格，一斤生絲相當于一石稻米，按照春秋兩季算，便是16石稻米的產出，約是八畝上好水田的產量。

這一斤生絲由中人收購再轉到商戶或織戶手中，價格又翻了一到二倍。商戶若是轉手販去港口市場，則又翻一到二倍。船商再將之販到外洋，則依照路途之遠近，再翻3-5倍不等。至于生絲再織成絲綢等物，其價值便按照織戶手藝的高低，給錢不等。

是以，光是種桑養蠶，取絲織緞，種棉紡織，這兩項紡織產業就幾乎養活了江南半數人口。基本上每一個紡織環節都關系著數千上萬戶家庭的口食，而這兩項產業也為朝廷繳納了無數財賦。

可以說，江南百姓實際上并不依賴于田地而活，乃是依賴于紡織業而活。光是一個蘇州城，其150萬城市居民里，起碼有三分之二是從事跟絲織業有關的工作。而蘇州地區三百萬人口，更是依賴生絲和絲綢產業而安居樂業。若是生絲產量不足或是絲綢銷量出現了問題，那么該地的百姓就會陷入困頓之中。

就比如說今年三吳之地受災，糧價飆升這件事。臣以為重點不在于糧價的飆升，而在于今年環太湖地區的氣候異常，導致桑葉減產和蠶種大量死亡，導致江南地區生絲產量不足。生絲產量不足，又會影響到三吳地區的織戶無工可開。

依賴于絲綢業過活的數十萬戶人家衣食無著，這才是江南受災最大的影響。臣以為，對于三吳地區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平抑糧價，而是確保這些織戶的開工。這些織戶家中基本無有田地，一旦失去了工作，他們就難以自保，哪怕這個時候糧價再低，他們也是無法養活家小的。

絲綢紡織的各個環節都是各有配套的，一旦這些熟練工人逃荒而去，那么等到明年氣候好轉時，有生絲卻無工人開工，同樣會對江南紡織業和養蠶戶造成打擊。如此一來，國家的財賦之地將會元氣大傷…”

崇禎聽到這里終于忍不住問道：“那么你覺得有什么辦法可以解決這樣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