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經濟上對于江南士紳的依附，都使得湖廣地區難有出色的名門望族，而這一缺點到了現在反而倒是成了優勢。因為湖廣地區的大地主、大士紳較少，于是朝廷對于大地主、大士紳打壓的政策，在這一地區遭到反對的倒是不多。

更何況，之前湖廣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宗室手中，而本地宗室被皇帝親自出手修理了一遍之后，湖廣地區的士紳和百姓對于皇帝的支持度也比其他各處要高的多。

而最為重要的，還是湖廣地區此時的開發程度并沒有超過50%，該地區的人口加起來都沒超過六百萬，如果算上隱沒的人口也不會超過7、8百萬人。不管是長江以北的江漢平原，還是長江以南的洞庭湖平原，此時大部分地區都還是湖泊沼澤，人們只能在其中圍堤排水形成村落。

這種特殊的開墾方式便是垸田，對于垸田來說最害怕的不是旱情而是水災。而能夠威脅到湖廣百姓生存的水災，基本出自長江和漢水，想要治理這樣的大江大河，光靠本地士紳顯然是不夠的。自崇禎初年以來，朝廷不斷對這一地區的水利進行建設，到了崇禎十三年總算是初見成效。

在這樣南北大旱的年景里，湖廣地區卻意外的獲得了豐收。究其原因還是在于，在不缺少水源的湖廣地區，日照時間的增加反而是一件好事。而現在這個歷史岔路上也沒有出現起義軍進入湖廣地區的事件，從而令本地百姓可以安心的種植田地，這對于大明來說算是一件幸事。

而在這樣的收獲季節，湖廣士紳們終于有了一些動作。作為負責改組地方士紳會議為地方議會的張重效，在其叔父湖廣總督張允修、南京禮部尚書王朝聘、湖南大學校長吳道行等官員名士的支持下，啟動了兩湖議會的第一次會議。

雖然湖北、湖南應當分設議會，但是分成兩省不久的湖廣士紳們卻依舊把湖北、湖南視為一地。因為湖廣地區的士紳本就勢力不大，如果分成兩省開會，他們的聲音顯然就更難以被其他地區的士紳聽入耳了，所以最終大家決定還是合為一處議事。

這次會議開得時間并不長，不過兩湖士紳的代表們卻一致通過了三條極有影響力的議案。第一條是湖北、湖南士紳決定服從朝廷頒發的，包括鑄幣法案在內的各項法令，和朝廷同舟共濟，共同面對今年的大荒；

第二條則決定，湖北、湖南士紳決定籌集30萬石糧食運往北方賑災，并愿意接納一批河南災民南下度荒，以替朝廷分擔重擔；

第三條則承諾，兩湖地區的士紳絕不屯糧居奇，將會在朝廷規定的價格之內將余糧出售給戶部糧食局。

在南方各省士紳，特別是江南各地士紳紛紛出聲批評朝廷頒發的各項賑災法令時，兩湖議會公開發布的這三條議案，頓時成為了一股清流，不僅獲得了朝廷中樞的稱贊，更是令湖廣士紳獲得了北方各省士紳、百姓的好感。

而湖南大學校長吳道行在議會定案之后說的一段話，因為極有感染力，于是也跟著議案傳到了京城。

崇禎看了兩湖議會的議案和吳道行的這段話后，一時情難自禁便親自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了大明時報上。

“…愿我兩湖士子，不要蠅營狗茍于故紙堆中，而當效仿先賢，以天下為己任。朕以為吳先生這話是說的極好的，這正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古人云：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有吳先生這樣的老師，湖南大學興盛可期矣…”

這份刊登在大明時報上的文章，很快便引起了許多南北學者的響應，輿論的風向也終于徹底轉變，江南士紳們的抗議不僅被視為自私自利之舉，甚至連南方士紳內部也出現了分裂，不少人開始靠攏兩湖士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