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李旦在福建的產業也實在誘人，既然鄭芝龍開了先河，他們這些漳州海商也就順手推舟了一把。

于是李旦-顏思齊海商集團，這個東亞海上秩序的維護者，迅速瓦解成了3個部分。

日本平戶藩的基業，自然是落入了李旦的親子李國助手中。而臺灣基業及大部分的船隊，在名義上則落入了鄭芝龍手中。廈門的產業，則進入了許心素等人的口袋。

接下去，按照許心素等漳州海商的設想，就應該大家互不干涉，自由的進行貿易才對。

但是許心素等漳州海商忘記了一件事，他們是大陸閩浙縉紳的出貨商，大宗商品生絲、絲綢、棉布、茶葉、瓷器、染料、鐵器等貨源都是掌握在他們的手中。

如果進行互不干涉的自由貿易，李國助也好，鄭芝龍也罷，到最后都成了仰他們鼻息的分銷商了。

而對于閩浙縉紳來說，只要是有些底蘊的家族，都不會直接從事風險巨大的海上直接貿易，也不會冒著危險和鄭芝龍這些海盜商人進行直接交易。

他們從農戶收購生絲、從機戶手中收購絲綢，從內陸采購茶葉、瓷器，然后把這些貨物賣給許心素這些明面上正當的商人，通過壟斷陸上和海洋之間的貨源，來獲取穩定而沒有風險的利潤。

因此李國助和鄭芝龍很快就放下他們之間的仇怨，轉而聯手在海上封鎖許心素等漳州海商的船只，要迫使他們讓出大陸貨源組織的份額。

許心素這些漳州海商怎么可能放棄，讓他們聚斂起財富的來源，這種經濟上不可調和的矛盾，導致了雙方進行了殘酷的海上征戰。

但是這些在岸上享受慣了的坐商們，終究不是在驚濤怒海中闖蕩的海盜們的對手，他們很快就被鄭芝龍趕上了陸地。

而李旦-顏思齊海商集團的瓦解，讓西班牙殖民者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終于有機可乘，把勢力擴展到了臺灣島上。

而荷蘭東印度公司，更試圖利用他們彼此之間的矛盾，獲得對中國的貿易獨占權力。

海上打不過鄭芝龍的許心素，一方面嚴格控制著大陸上的貨源，不讓鄭芝龍等海商獲得貨物的渠道，斷絕他們的經濟來源。

一方面從朝廷和荷蘭東印度公司下手，希望能聯合朝廷的水師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力量，消滅十八芝，重新恢復東亞海上的秩序。

許心素的設想很好，他也成功的用金錢收買了福建總兵俞咨皋，并勸說了荷蘭東印度公司一起圍剿鄭芝龍。

但是許心素等人可以花錢收買福建總兵，卻從沒有真正想過，要借此建立一支聽命于海商的強大艦隊。

他們短見的眼光，使得福建水師在戰斗力上根本沒有獲得任何加強，只是為鄭芝龍找了一個敵人而已。

問題在于，許心素等人和鄭芝龍勢不兩立的狀態，是因為他們之間有著巨大經濟利益的糾紛。

而福建水師和鄭芝龍之間并沒有什么了不得的仇恨，水師官兵圍剿海盜死亡之后的撫恤也低的嚇人。

士氣低落的水師官兵，那里會和鄭芝龍殊死搏斗。至于荷蘭東印度公司，作為一間殖民地商業公司，他們可以做錦上添花的事，但絕不會去做火中取栗的事。

荷蘭東印度公司到亞洲來是為了獲取財富，而不是幫助大明清剿海盜的。

大明水師居然打不過一群海盜，如果不是1604年，荷蘭東方艦隊副司令官韋麻朗受挫于明軍艦隊司令沈有容。1623年福建巡撫南居益，在澎湖擊退雷耶斯佐恩率領的荷蘭艦隊。

荷蘭東印度公司因為對于大明的力量記憶尚未有退卻，那么按照慣例，就應該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同中國海盜聯手，進攻大明東南沿海地區，掠奪上帝賜予的財富了。

許心素等漳州海商及福建水師官兵在武力上的連續失敗，迫使那些掌握著各地貨源的閩浙縉紳們做出了一個選擇，默許鄭芝龍等泉州海商，替代許心素等漳州海商，恢復海上貿易的秩序。

許心素自然是清楚的，對于其他商人來說，也許只要向鄭芝龍低頭，就能改換門庭。

但是對于他這個漳州海商的代表來說，鄭芝龍是不會給他東山再起的機會的。

因此當他得知崇禎在召見他的時候，同時召集了鄭芝龍等人北上京城，而鄭芝龍居然昏頭跑出了老巢，來北京晉見皇帝時，許心素已經打定了主意，不管怎么樣都不能讓鄭芝龍活著離開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