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條令的目的不是處罰軍士，因此當軍士違反輕微條令要求時，主要以說服教育為主，屢教不改的再進行軍紀處罰。

對于違反戰時條令的，自然要從嚴處置。但是對于違反了生活作息等平時條令的，則盡量從寬。

對于軍中各種羞辱性的懲罰一概廢除，對于肉刑應不得致人傷殘，否則要追究執法人員的過錯?！?

對于崇禎的這個說法，孫承宗、袁崇煥都不約而同的點了點頭，這兩人都曾經獨自統帥過一只大軍。對他們來說，統帥軍隊作戰最艱難的，不是安排作戰計劃，而是如何讓這些軍士們按照自己的安排去行事。

為了能切實的指揮得動手下的軍隊，他們都習慣于提拔一些親信武官作為軍隊的指揮官。不過即便是如此，他們能夠調用的，也只是手上極少數的一部分軍隊，對于其余大部分的軍隊，他們始終抱著懷疑的心態。

大明的世襲武官制度，實質上已經在各地形成了一個個盤根錯節的關系網，一名文官帶著幾個幕僚走馬上任，就想要完全的掌控一只被這些地方將門經營了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軍隊，無疑是一個神話。

當大明朝廷的權威尚未墮落時，地方的軍頭們還會稍許收斂一些，但是當**的權威并不是那么令人凜然不可侵犯的時候，軍頭們就迅速向著割據一方的軍閥道路上前進了。

比如明軍在遼東數敗于建奴之后，位于遼西的將領們就開始有了擁軍自保的心思。

這些將領的心思其實很簡單，自己的軍隊肯定是打不過建奴的，而朝廷似乎也派不出更強的軍隊去攻打建奴，還需要依靠他們來抵御建奴對于關內的攻擊。

如此一來，他們頓時把對朝廷的畏懼之心消去了不少。朝廷既然派不出人去對付建奴，那也說明朝廷同樣派不出軍隊對付自己。

而為了讓他們保衛山海關不受到建奴的攻擊，遼西將門報上去的軍餉幾乎就沒有被駁回過，而且糧餉發放也比從前及時多了。

對于遼西將門來說，再也沒有比現在更美好的時光了。只要能和建奴這么一直對峙下去，他們又不用上戰場拼命，還能撈取足額足量的軍餉，誰愿意破壞這樣的大好局面呢？

所以孫承宗說要收復關外八城時，遼西將門尚能勉力服從，但是當孫督師想要讓這些軍隊跨過遼河，去同建奴交戰的時候，遼西將門就開始拖后腿了。

孫承宗從寧夏調來的大將馬世龍，就被這些遼西軍給坑進去了。而袁崇煥看到了孫承宗試圖從外地調將領，來打破遼西將門對于遼東軍的嘗試失敗之后。

就試圖從遼西將門內部找出縫隙，扶持遼西將門內部的人員，從而打破遼西將門對于遼東軍的控制。

這兩人都有過統兵的經歷，因此對于崇禎提出的用條令來控制軍隊的設想，頓時有了共鳴。

孫承宗思索了許久之后，還是提出了一個疑問：“陛下，以條令來治軍，似乎確實能令軍士效命于軍令。

但是執行軍令的畢竟還是人，這些軍士若是常年累月的在軍中聽從軍令行事，那么若是軍中將帥蓄有異志，而軍士茫然不知，聽令而行，那么豈不是禍起蕭墻？”

聽了孫承宗的話，朱由檢下意識的就想反駁，這位老大人是不是想的太多了，也太長遠了。

不過當他抬頭看著須發皆白，老態龍鐘的孫承宗之后，心中不由惻然，這位老臣可不是為了自己的名利在拼搏，而是確實的為了大明王朝在拼命。

朱由檢想到此處就心平氣和了下來，他努力的向孫承宗解釋道：“朕覺得，這個世界上想要完全杜絕將帥對于軍隊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所能做的，是盡量防止這種最壞的狀況發生。但是如果僅僅因為擔憂將帥的反叛，而拒絕加強將帥對于軍隊的控制權，這無疑于因噎費食。

現在推行的軍士復員退役制度，可以最大限度的改變兵為將有的傳統。而軍政、軍令不再集中于一人身上，也已經大大的減少了叛亂的可能性。

當然除此之外，朕以為還需要對軍士們進行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防止軍士們對于某人產生愚昧的效忠心理?！?

朱由檢停頓了一下，終于還是堅決的說道：“從排一級開始，設置一名宣教員，除了教授軍士文化之外，要負責宣傳愛國主義教育。軍中不再宣傳忠君報國，而是要宣傳保家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