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代表暫時還是按照19個行政區劃分配的名額，每次開會不過57人，開會補助加上召開會議的費用不過2萬不到，而正式代表加上非正式代表的年薪大約2萬出頭。也就是說，這個商人代表大會每年要支出4萬2千元左右。

澳門的檀香木入口價40元每擔，每年約8、9百擔，總值3萬余元。京城、張家口的貂皮每年貿易數量1、2萬張，這還只是納稅過的數量。

最下等的貂皮1.4元張，中等的2.8元張，最上等的貂皮則是4.2元張，雖說貂皮以中下者居多，但便是以2元每張計算，也要2-4萬元的價值了。

而至于人參，市面上雖然多冠以高麗參，但是每年光納稅的人參就超過了6000斤，即便是按照關外的進貨價每斤人參16兩計算，一年也超過了9萬6千兩，約合13萬4千4百元。

不計算其他奢侈品，光是以上三類貨物的每年銷售價值就快到20萬元了。以50%的稅收計算，就是9萬余元的新增稅收。

扣除支付商人代表大會的支出，加上征稅的成本，戶部每年大約多了3、4萬元的額外收入。這還不算，戶部官員將會在這些征稅過程中能夠獲取的額外好處。這顯然是一個皆大歡喜的會議。

不少戶部官員同時也發現，以往他們向朝廷建議調整下商稅，朝堂上還沒有作出什么決定，民間已經風風雨雨，似乎朝廷又提出了什么橫征暴斂搜刮民財的政策。

結果往往是朝廷擱置討論，而提出建議的官員則被斥責降級。久而久之，在商稅問題上只能減不能增，倒成了大明的政治正確。

老實說，除了戶部幾個堂官之外，大多數戶部官員都是贊成增加商稅，以減少田賦的。根據太祖訂下的規定，蘇松地區的人員不能出任戶部官員，因此可以說戶部官員是受到商人勢力影響最小的一個部門。

這些戶部官員，特別是中下層官吏都還算是能夠看明白大明財政的根本問題出在什么地方的。從戶部收集到的地方資料匯總就能看得出，便是按照現有的稅率征收田賦，都已經是非常困難的事了。

自從萬歷末年加征九厘銀之后，各地的百姓負擔差不多已經到達極限了。對于地方上的豪強縉紳把自己應當繳納的稅收分攤到其他百姓身上的弊病，他們都是心知肚明。因為有些官員在家鄉也是這么干的，他們怎么會不清楚大明百姓的負擔到了什么程度了。

這也是為什么，在討論加征田賦的時候，朝堂上并不缺乏反對者。因為這些官員們很清楚，看起來平攤到每個人頭上不多的九厘銀，不過是糊弄皇帝的數字游戲。

在真正征收的過程中，這些稅款大多只會落到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的百姓頭上去。這么一來九厘銀就成了一分八厘或是二分七厘的重稅。

而這只是繳納給朝廷的正稅，按照大明的慣例，地方上起碼要收3-5倍的數目。這倒不是因為地方官員過于貪婪的緣故，而是因為稅收制度的不完整，朝廷沒有給征稅人員發放保障他們生活的工資和提供征稅的成本，加上從地方到京城的運輸費用，和各處打點的費用。

要是讓地方官員只征收朝廷規定的稅額，那這名地方官恐怕傾家蕩產也賠不起，因為替朝廷征稅引發的虧空了。

所以只要稍稍有見識和閱歷豐富一些的戶部官員都很明白，在田賦上打主意不僅沒什么希望，很有可能征稅成本還要超過征收上來的稅額。

倒是商稅上面，不僅征稅的成本比較低，只要在交通要道設卡就是了，只要稅額低于商隊的繞道費用，自然就不必害怕商人逃稅。而且以大明商業的規模，可征稅收的余地也很大。

但是提出增加商稅的政治成本太高，在大明的政治正確輿論引導下，任何提出一個商稅的官員都必然會失去政治前途。這樣一來，誰還愿意拿自己的**去挽救這個國際呢。

不過現在皇帝弄出來的商人代表大會，繞過了大明的政治正確。這些戶部官員只要按照會議的決議去制定實施納稅計劃就好了，這不僅讓戶部官員們躲過了政治上的麻煩。

最為重要的是，幾乎每個納稅計劃的實施，都代表著戶部在地方權力上的擴展。只要是官員，沒有人不希望自己部門的權力擴大的。和他們的親友家族有可能受到的損失相比，他們從權力擴大上受到的回報要大的多。

一名派去地方上的稅收征收員，年薪大約為60元，但光是默認的灰色收入就是年薪的2-3倍?，F在地方上一名七品正縣的年薪大約為84元，雖然縣官的外快不少，但別人畢竟是十年寒窗苦讀出來的，而一名稅收征收員不過是戶部從民間招募來的**而已。

而負責主管一地稅收的戶部官員，他所能獲得的收益，自然不是從前坐在京城收點地方官孝敬能比的。畢竟在地方賬目上劃撥錢糧和實際經辦業務那完全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