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玉函不自覺的對大明皇帝提高聲音，讓金尼閣也嚇了一跳。這里可是大明，不是有個城堡就能敢自稱王候的歐洲。在歐洲就算是國王，他的權力也大約只在宮廷之內，更別提還有在王權之上的羅馬教廷。

歐洲的國王不管再這么蠻橫，也不敢得罪教廷的人員，因為教廷掌握著最后的終極武器，就是革除教門。

德意志國王和神圣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是一位強權君主，但是因為與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主教任命權上發生了爭執，當時教皇主張兩人談判，他竟然置之不理并宣布廢黜教皇，教皇于是針鋒相對，宣布解除臣民對亨利四世的效忠誓約，革除其教籍。

結果看似歐洲最強大的君主，一夜之間他的王國就叛亂四起，眼看著自己的國家就要有覆亡的危機，亨利四世不得不在寒冬臘月，穿成罪人的打扮,赤足,披著氈衣,領著妻子在教皇所駐的卡諾莎城堡外跪在雪地里哀求了三天三夜,請求教皇原諒。

所以在歐洲，耶穌會的教士們并不用懼怕王權。但是在這里，只要皇帝做個暗示，耶穌會就會再次被趕出大明的地界。

金尼閣正想著為鄧玉函從中說情時，卻見崇禎毫不在意，反而興致勃勃的關心起鄧玉函本人，及他那些在歐洲出名的朋友起來了。

金尼閣心中一動，暗暗想著，“看起來這位大明皇帝，對歐洲的著名學者很感興趣呢？”

鄧玉函可不是金尼閣這樣的宗教虔信者，為了把上帝的福音傳播到東方，才加入耶穌會的。

從本質上來說，他是一個科學家，雖然在歐洲人們都稱贊他在醫學、天文學和植物學上的成就。但是鄧玉函自己心里很清楚，他研究天文學，是為了掩蓋研究醫學帶來的不利名聲。

麥哲倫完成環球航行之后，標準這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而在茫茫大海中如何定位船只就成了一個難題，為了追求海外貿易帶來的巨大財富，歐洲各個王侯都不遺余力的支持著任何關于航海技術的研究。

歐洲學者在數十年的研究之后發現，想要解決海上定位的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研究頭上的星星。于是天文學從一門占卜算命的學科，幾乎一夜之間就成了歐洲最流行的顯學。

天文學家，也就成了這個時代歐洲第一流學者的代名詞。而與之相比的歐洲醫學，還處在兼職屠夫的愚昧階段。而最為不利的是，雖然在天文學的發展下，歐洲的教權開始逐漸衰落，但是這個時代的宗教裁判所并沒有閉上自己的眼睛。

鄧玉函顯然不想因為研究醫學和植物，最后被宗教裁判所當成巫師燒死。所以他在研究醫學的同時，同樣研究天文學，為自己披上了一身華麗的外衣。

當鄧玉函在日耳曼聲名鵲起的時候，他發覺如果繼續在歐洲研究他的人體解剖學，就算是天文學家的名頭也照樣保不住他。于是他主動加入了耶穌會，前往宗教裁判所看不到的東方研究他所熱愛的醫學。

雖然朱由檢不知道猞猁科學院、靈采研究院的院士意味著什么，但是伽利略也同在其中，這說明了在他眼前的是一位同伽利略不分上下的科學家。

對朱由檢來說，在這個時代，能遇到這樣的人，這實在是一種幸福。和徐光啟這些半路出家的儒家學者不同，鄧玉函是一個接受過歐洲完整的自然科學體系教育的科學家，而這一點彌足珍貴。

自然科學之所以在后世被冠以西學，就是因為西方先于東方完成了近代自然科學體系的建立。可以說僅僅在文藝復興之前，東西方都是在自然科學的黑暗世界中毫無方向的**，就算有所收獲，也不過是一顆顆散落在黑暗中的珍珠。

而文藝復興之后，懷疑一切，質疑一切的西方近代科學研究的思想開始逐步形成。在這種思想的穿導下，原本前人只鱗片抓的自然科學發現，被連接成了一個嚴謹的科學體系。

而中國則因為過于成熟的社會倫理思想，導致了自身的自然科學研究始終未能更近一步，成為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即便是如徐光啟這樣的大科學家，也把注意力放在了制造器具的技藝上，而未能開創出指導中國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論。

聽的時間久了，鄧玉函濃重的口音，也讓朱由檢慢慢覺得淡下去了。聽完了鄧玉函關于歐洲學者們，及他們所發表的各種學說的介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