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儒里后，洪衍武和陳力泉沒直接進洪家的門。

而是先去西院陳力泉家拿了泉子媽的存折，跑了一趟銀行，把錢都取了出來。然后再加上“鄒蛤蟆”給的四百塊和尤三“份兒錢”的一百塊，湊上了一個整數。他們這才帶著錢和東西一起回了洪家。

至于那塊金表，洪衍武覺著賣也不過百十來塊，還不好出手，就說服陳力泉先留下了。而此刻他們倆身上的全部財產，也就是尤三“份兒錢”剩余的八十多塊了。

畢竟是這么大的人了，身上總不能凈光凈。又考慮到還得外出辦事，免不了要些交際開銷。于是這點兒錢洪衍武也就沒上交，而是二一添作五，和陳力泉一人一半，把這點兒“葉子”給“劈”了。

而那些同樣來自尤三的票證因為說不清來路，自然也沒法交給家里，還得暫時擱他自己手里。

就這樣，傍晚六點鐘左右，洪衍武和陳力泉帶著厚厚一沓子大團結和包在黃綾子里的翡翠扁方，興沖沖地走進了洪家的堂屋。

可滿心歡喜的他們，沒想到才剛一打開門，還沒來得及拿出東西來，王蘊琳就一下子迎了過來。

王蘊琳并不是看洪衍武是不是帶著扁方回來了，而是看兒子的臉，使勁地看，似乎不太相信這是洪衍武的臉。好像自己的兒子能回到家里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是一件很難以置信的事似的。

這一下就把洪衍武滿載而歸的情緒全弄沒有了，他的心里極為酸澀，根本不用再說什么，他就明白母親一個下午都在為他提心吊膽。

“媽，東西我拿回來了。您看看……”

果然，見洪衍武掏出那黃綾子包裹的一刻，王蘊琳非但沒一點高興的樣子，反而愈加驚懼。

“你……真的去了……傷人了沒有？出事兒了？”王蘊琳不去接包裹，只一邊著急關門，一邊急切地詢問。

“洪大媽（舊日婦女從夫姓，所以對王蘊琳這代人，往往慣以其夫姓氏稱謂），您放心，我跟小武去的，一點兒后遺癥沒有，小武今兒的事兒辦得相當漂亮……”

最后還是陳力泉接過了話茬，然后一五一十把今天的經過跟王蘊琳講述了一遍。

陳力泉是整條胡同有名兒的實誠人，不同于瞎話張嘴就來的洪衍武，他這人一說謊就緊張結巴，所以見他如此坦然的描述，王蘊琳還是相信的。

聽聞鄒順才已經落魄成如此境地，王蘊琳最終安心地長舒了一口氣，她再望向兒子的目光也就由憂慮、恐懼變成了欣慰和歡喜。

那一天晚上，不僅以陳力泉名義湊上的一千塊錢讓王蘊琳份外感動，稱謝不已。而且能再次見到失之復得的祖物，也著實讓王蘊琳喜極而泣。

而由于王蘊琳反復撫摸著翡翠扁方，久久也舍不得撒手，洪衍武好奇下經問過才知，這翡翠扁方竟然是他的姥姥留給母親唯一的物品。

這不免讓他覺得母親可憐至極，因為父親治病的費用雖然已經有了希望，可這件東西一旦變賣，很可能母親終其一生也再難見到這個物件了。

洪衍武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種喜憂參半的傷感。打心里說，他實在有些恨自己的無能，如果可以，他真的希望能用別的法子湊上給父親治病的錢，能讓這件東西永遠陪在母親的身邊。

就這樣，看著燈下獨自陷入往事回憶中的母親，聽著父親因疼痛引起的吭哧聲，他也在一種極為矛盾的心情下，呆呆地出了神……

1977年3月24日，周一。

這是洪衍武回來的第三天。

王蘊琳一大早就用公用電話跟工廠請了假，她今天要帶著扁方去各處詢價。而陳力泉則用飯盒帶著王蘊琳給留好的飯菜，照常去上班。

至于洪衍武，他也有自己的事要辦，那就是去公安局五處詢問一下如何辦理把戶口從茶淀遷京的事情。

京城公安局第五處，也叫勞改工作處，即后來的京城勞改局的前身。

當年有人曾戲，說在我國的“處長”中，誰也沒有“京城公安局五處”的處長大。

這是因為這個時期，在勞改工作處管轄之下的人，包括了勞改、勞教、就業和干部、職工，總人數要在十萬以上。

怎么會有這么多人呢？

還是因為勞動教養的政策當時是“只進不出”。公安機關不但要負責抓人，監督勞教，解教之后還要負責給“教養”安排工作。

那個年代，正是就業人員對“就業政策”最不滿的時候。因為歷年刑滿的犯人和到期的教養分子，越來越多，幾乎全部留在勞改單位就業。

小小一個公安五處，可以說是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隨著“就業人員”越多，公安局五處的“消化不良”就越嚴重，這些人員的待遇也就越來越差。

比如在茶淀開頭實行“就業政策”的幾年，還對就業人員稱為“就業職工”，可以參加工會，干得出色的，還有去北戴河休養的機會，工資一般都有四十多塊。筆趣庫

因此大多數人都比較安定，或把家小接來，或在農村找個對象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