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嗣昌的視線雖然掃過了面前的文件，但是他的心思卻沒有完全放在崇禎所說的提議上。誠然，以這種方式打入衛拉特部族的內部，用政治上的策略消化衛拉特部族，對于大明來說是一種代價極小的邊疆拓展政策。

但是楊嗣昌的志向卻并不在此，他思前想后了許久，方才對著皇帝說道：“陛下所，的確是我大明打入北疆的一個好機會，但是臣以為，如今我大明之憂在內而不在外。

如果不能梳理好內部的分歧，穩定住地方上的形勢，即便我們能夠掌握住衛拉特部和漠北蒙古，也一樣會丟失這些地方的。

今夏南京蝗災。兩京及山東、山西、陜西、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海南皆有旱情和蝗情。江西、廣東、廣西、貴州又有大水。湖南入冬以來大寒大凍，多地有凍死者。如果不是陛下自登基以來便大興南北水利，則今年水旱之災情必將嚴重數倍。

臣以為，在這樣的年景下，朝廷應將精力和資源用于國內，而不再是繼續向外拓展，北疆之地，衛拉特及漠北諸部，待大明休養生息之后再做圖謀也不遲啊，陛下何必于此時將力量用之于外，而令國內百姓不安呢？”

對于楊嗣昌的執著，朱由檢也有些頭疼。雖說大明的商品經濟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但這個時代的上層精英依舊沒能總結出一套新的經濟理念來。

即便崇禎通過社會調查拼湊出了國富論，將資本的概念引入了大明，但是對于大多數讀書人來說，他們依舊固執的把小農經濟當做了社會穩定的基石，天然的厭惡重商主義對小農經濟造成的破壞。

這種厭惡不是出于自身的理性思考，而是他們從小培養出來的三觀受到了新事物的挑戰，讓他們難以理解自己的思想和觀念已經被時代所淘汰。

也許會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敢于拋棄過往的舊觀念和舊學問，投身到新時代的潮流中去，重新去塑造自己的三觀。但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既沒有這個勇氣，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好比有人從小信仰社會主義，服從了國家的分配在企業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和大半的人生。可突然之間，兩代工人努力奮斗從無到有建設的工廠突然變成了資不抵債的國家負擔，這些工人過去創造的價值一夜歸零，而他們則被輿論攻擊為一群被國家養活的米蟲。

人到中年而被下崗，過去在崗位上磨煉出來的技藝變成了一文不值的東西。這個時候要求他們和年輕人一樣重新開始，按照新時代的觀念從頭學習生活，又有幾人能夠爬出這樣的泥潭呢。

王朝末世的改革之所以鮮有成功，最大的障礙就在于此。舊有的支持者因為改革而利益受損感到失落，而改革的受益者卻依然還嫌棄改革的政策過于緩和，總想著能夠進一步推動改革的前進速度，將舊時代的一切都埋葬。

推動改革的速度進程，就是在改革派和守舊派之間走鋼絲，每走一步都需要找到新的平衡點，否則也許大家都會掉落深淵，用鮮血和頭顱來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念。

朱由檢一直保守著政治斗爭的底線，盡量保持不流血的政治斗爭，這并不是因為他有什么政治潔癖，而是他根本控制不住掀開了流血斗爭之后的朝堂局勢。

他可不認為以這些大明士紳的操守能夠做到只針對阻礙改革的頑固派，而不是把打擊面擴大到自己的私敵身上去。在他所了解的明末歷史上，南方士人為了獨攬南明朝堂上的大權，不惜將北方士紳都打成了投敵的奸細。

而北方士紳為了報復南方士紳，干脆就真的加入了清軍，為清軍維持地方，征糧服役。因此一旦政治斗爭開始流血，他要么就是選邊站，要么就是被政治斗爭的雙方所共同敵視，沒人會希望他站到對手那一邊去。

朱由檢既不想做神授君權的查理一世，更不想成為美國國父路易十六，因此只能對改革派和守舊派的大臣們說服、說服、再說服。

雖然他的說服未必能夠改變頑固派的思想，但是對于大多數朝臣來說，他們希望看到的便是朱由檢表現出來的這個態度，來決定他們的行事度量。

因此朱由檢心中嘆了口氣，便對著楊嗣昌說道：“楊卿想必應該知道，去年和今年朝廷之所以能夠度過難關，主要還在于從海外輸入的大量物資。

如果不是朝廷在海外開辟的糧食生產基地和貿易港口，你覺得這兩年朝廷能夠從何處弄來物資賑濟那些災區的百姓呢？光靠國內的糧食產量，能夠養活受災的百姓嗎？”

楊嗣昌趕緊說道：“臣并不是說朝廷對于南方海外諸國的經營，朝廷在這些地區投入一元錢，往往能夠收回數倍之利，臣又怎么會反對朝廷對于這些地方的投入呢。